南長街54號是否故居 拍賣是否違背任公意愿 “梁氏后人”統(tǒng)稱是否模糊了兩家后代真實關(guān)系———
現(xiàn)年88歲高齡的梁思禮先生是梁啟超最小的兒子，也是如今唯一健在的梁啟超第二代子女。最近，一樁與梁啟超有關(guān)的拍賣活動讓他心里很是煩亂。
最終，他選擇通過本報發(fā)出聲明澄清兩點：第一，此次由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組織的“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”拍賣及衍生活動，與梁啟超直系后人無關(guān)；第二，南長街54號不是梁啟超故居，而是梁啟勛的故居。
這是一次什么樣的梁氏檔案拍賣，又是如何“傷及”梁啟超直系后人？
拍賣方北京匡時表示，“南長街54號”藏梁氏檔案共計950件，是梁啟超研究資料的新發(fā)現(xiàn)，這批珍貴的檔案一直保存在北京南長街54號，梁啟超及其弟弟梁啟勛曾經(jīng)長期在此院居住，所有檔案藏品均由梁啟勛整理珍藏，并由梁啟勛后人保存至今，極具文物價值、學(xué)術(shù)價值。
梁啟超后人則認為，對方夸大了南長街54號和梁啟超之間的關(guān)系，并且，這樣的拍賣有違梁啟超遺愿，梁啟超后人對此表示遺憾。
■最大宗梁啟超檔案拍賣
9月17日，北京匡時召開“梁啟超與現(xiàn)代中國–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新聞發(fā)布會”，對外宣布，最大宗的一批梁啟超檔案即將公開拍賣。
“南長街54號”藏梁氏檔案包括信札、手稿、書籍、家具等共計950件，其中287通信札，涵括梁啟超胞弟梁啟勛收藏的梁啟超信札240余通、康有為信札23通等，通信方涉及民國政壇風(fēng)云人物袁世凱、馮國璋、孫傳芳等人，內(nèi)容涵括梁啟超手書退出進步黨通告、聲援五四運動電報、講學(xué)社簡章、梁思成、林徽因文定禮細節(jié)等，梁啟超《清代學(xué)術(shù)概論》、《袁世凱之解剖》、梁啟勛《曼殊室隨筆》等十件重要學(xué)術(shù)著作的手稿原件均系首次現(xiàn)世。
此外，拍品中也包括梁啟超手書康有為訃告銅板原件，梁啟超自用書桌、拐杖、地毯等相關(guān)家具器物等等。此次拍賣總底價超過5000萬元人民幣。
如此大規(guī)模的梁啟超檔案拍賣，馬上吸引了社會各界的關(guān)注。與此同時，梁啟超后人也在毫無準(zhǔn)備的情況下被裹挾其中。
梁啟超的外孫女吳荔明女士接到了來自第一歷史檔案館打來的電話，對方只是想問問這次拍賣是怎么回事，梁啟超后人是否知情。
這樣的詢問逐漸多了起來，梁啟超后人不得不重視起來，吳荔明女士說：“原本以為這次拍賣跟我們沒有什么關(guān)系，但很多人來問，有些雖然沒有明說，但聽得出潛臺詞——你們不是把梁啟超的遺物都捐獻國家了嗎，怎么還有這么一批拿去賣錢？”
了解到更多的拍賣消息后，梁啟超后人認為，他們有必要進行一些澄清。于是，在經(jīng)過多次會面、討論之后，他們做出了一份《關(guān)于梁啟超檔案拍賣的聲明》：
作為梁啟超(任公)的直系后代，由于最近不斷有各界人士向我們質(zhì)疑此事，我們特此聲明如下：
對于此次拍賣活動的策劃及其衍生活動我們毫不知情，從媒體報道中才略知一二。梁任公生前曾對家人交待，他離世后，他的遺作都應(yīng)捐獻給國家，不能出賣。作為梁任公的后代，我們從未出售拍賣過梁啟超的文稿和物品。此次違背梁啟超意愿的拍賣行為與我們無關(guān)！
南長街54號不是梁啟超的故居，而是梁啟勛的故居。梁任公自日本回國后便住在天津，曾定居于天津意租界西馬路25號(現(xiàn)天津河北區(qū)民族路46號)，即“飲冰室”所在處，那里才是梁啟超的故居。梁任公在北京沒有長期住所。他在清華任教時曾住過清華北院教員住宅第二號。他的家庭與梁啟勛的家庭也不曾住在一起。
聲明由梁思禮(梁啟超之子)及梁啟超第三代直系后人梁再冰(梁思成之女)、梁柏有(梁思永之女)和吳荔明(梁思莊之女)簽名，落款日期為2012年10月6日。
■南長街54號成為焦點
由于梁啟超直系后人的態(tài)度，這次規(guī)模浩大的、以梁啟超為主題的拍賣變得富有爭議，除了梁啟超“遺作捐獻國家”的遺愿之外，梁啟超、梁啟勛與南長街54號的關(guān)系成為了爭議焦點。
南長街54號在此次拍賣中具有重要的地位，據(jù)北京匡時方面介紹，梁啟超及其弟弟梁啟勛曾經(jīng)長期在南長街54號居住，1912年梁啟超流亡回國后，開始了在北京的政治活動，梁氏兄弟一起買下位于南長街的四畝地，并營建三進的54號院，在這里打開了人物關(guān)系網(wǎng)絡(luò)，完成了影響中國近百年的大事件。
“這處占地四畝的宅院由兄弟二人精心營造，里外三進，最高的南房曾是梁啟超的固定臥房，康有為與其女康同璧亦是房中賓客。1917年，梁啟超出任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和鹽務(wù)署督辦，這段時間他頻繁來京，‘南長街54號’也格外熱鬧起來。”
“1919年旅歐回來后……梁啟超組織社團、著力教育，在更大意義上承擔(dān)了導(dǎo)師、慈父的角色，梁氏兄弟在‘南長街54號’的聚會更多了。清華講學(xué)期間，他若是進城，便徑直住在‘南長街54號’，專心治學(xué)并與家人共享天倫成為這個時期梁啟超的主旋律。”
■梁啟超后人：
54號不是梁啟超的房子
然而，對于南長街54號，梁啟超直系后人有不同看法。
梁柏有女士和吳荔明女士代表梁啟超直系后人表示，南長街54號不是梁啟超的房子，也不是合買的。
“梁啟超的第二夫人王桂荃，我們叫她‘婆’，料理全家的日常生活，也是經(jīng)濟主管。梁啟超不管家務(wù)，如果出了錢買房，婆應(yīng)該知道，她是很精明的一個人，但她對所有的人沒有提到過梁啟超在南長街買過房子。”
“在解放初期，王桂荃因為子女們都在北京，把天津的飲冰室賣了，在西單手帕胡同買了一所房子。梁啟超家比較清貧，沒什么錢，如果梁啟超在南長街有房子的話，王桂荃要到北京來，會住到南長街，何必賣了天津的房子再買手帕胡同的房子呢？”
梁柏有女士表示：“梁啟超曾在南長街住過，也寫過東西，但不等于是他的故居。梁啟超在北京有三個臨時住處，北海團城、清華大學(xué)教員宿舍和南長街54號。梁啟超的故居是天津意租界的飲冰室，他最輝煌的時期住在那里。北京沒有梁啟超故居，現(xiàn)東城區(qū)的梁啟超故居也不是他的房子，而是梁啟超長女梁思順在梁啟超去世以后、在30年代買的房子。”
她們認為，拍賣公司夸大了南長街54號的地位。“那些信札、手稿能看出是梁啟超的，但有些南長街54號里的器物可能就不好分辨，難道梁啟超踩過的地毯，就能說是梁啟超的地毯嗎？”
“我們不是對這次拍賣眼紅，也不愿意媒體炒作。當(dāng)初我們也想順其自然，算了不管，但對方在宣傳中總是籠統(tǒng)地稱‘梁氏后人’，于是便有人來質(zhì)疑我們，詢問怎么回事，我們只好站出來聲明我們的態(tài)度。”
梁思禮先生也回憶說：“我兒時住在清華園，父親也帶我去過南長街54號，但要說兩個家庭都住在那里，這種情況是沒有的。”
■梁啟勛后人：
54號是梁啟超“行營”
孫軍是梁啟勛的外孫，1957年出生，今年55歲，從小生活在南長街54號。在他的印象中，這座院落很大，房子很高。
由于這次拍賣的關(guān)系，北京匡時需要拍攝一部關(guān)于南長街54號的紀錄片，孫軍因此十分詳細地回憶了從母親梁思明女士等長輩那里聽到的、關(guān)于這個院子和梁啟超之間的事情。
“(這個院子是)1917年蓋成的，錢大概是他們兄弟倆一塊出的，梁啟勛多一點，梁啟超稍微少一點，但是他們倆差不太多。”
梁啟勛后人稱這個院子為梁啟超的“行營”，“他只要到北京來辦事或者是到清華來講學(xué)的周末都在這兒住”。“那會兒我記得這個院里曾經(jīng)非常熱鬧，非常風(fēng)光，梁啟超一來的時候客人非常多，不得了。馬車、汽車從我們家一直排到南長街口外，一直到中南海西門那塊，全在那兒等著。我媽說民國前后那些風(fēng)云人物都來過。”
孫軍認為，南長街54號是梁啟超在北京的固定住所：“不是臨時住處，是相對固定的，因為家里很多東西就是他的東西。他們家在天津，他北京除了這兒沒有固定的住處，清華周一到周五，在清華講學(xué)每周六下午到這兒住。”
“他1929年去世，這段時間，尤其是晚年，后來住的更多，最后從這兒進了協(xié)和醫(yī)院，兩次住院都從這兒走的。”
孫軍還記得母親曾說過梁啟超的一個習(xí)慣：“他每天晚上吃完飯就要打兩圈麻將，他打麻將誰都不能說話，因為他打麻將的時候在構(gòu)思要寫的東西，他寫東西都是晚上寫。他也總是輸，他不考慮輸贏的事。”
對于此次拍賣的梁啟超在南長街54號使用的家具，孫軍表示：“書桌跟飲冰室一樣，基本都是一種木頭，原來的地毯、沙發(fā)，所有的家具跟飲冰室是同時定了兩套，一模一樣的，特別是沙發(fā)，很多家具，橡木家具、柚木家具，是同時做的，很難分清楚他們倆誰是誰的東西。”
■南長街54號身世難查
關(guān)于南長街54號營造經(jīng)過、產(chǎn)權(quán)屬性的文字記載很少，《新會梁氏·梁啟超家庭的文化史》一書寫道：“1914年11月，梁家買下北京城內(nèi)南長街的一棟房子，成為啟勛的住宅。”這種說法顯然過于簡單，并且與梁啟勛后人回憶不符，但即使這種不確切的記載，數(shù)量也很少。
《梁啟超傳》作者、文化批評家解璽璋認為，南長街54號可以肯定是梁啟勛的房子，對于梁啟超來說，那里是他在北京的一個重要落腳點，但還不能說是梁啟超的故居。
比較詳細的營造資料來自于一份梁啟勛的自述：“自1911年至1914年我是賣文為業(yè)的。1914年下半年在財政部當(dāng)一個小職。1918年將七年積蓄在南長街買得一塊空地……用碎磚下材，筑得瓦房和灰棚等大小四十間。”這份自述并沒有提到梁啟超，不過，該材料來自于網(wǎng)絡(luò)，其真實性尚未得到確認。
還有一種說法稱，梁啟勛建房資金不足，梁啟超解囊相助，之后梁啟勛有意歸還，被梁啟超拒絕，稱“反正我也會去住”。這種說法符合兄弟之間的處事常理，不過，這仍是基于記憶的轉(zhuǎn)述，沒有直接證據(jù)。
對于梁啟超之所以沒有在北京買房的原因，相關(guān)記載倒是比較詳細。《梁啟超年譜長編》中收錄梁啟超1912年給梁思順的信中寫道：“吾十年來，頗思念北京房子，謂為安適，今乃大覺不便，汝二叔更大打擊，吾初亦有遷居北京之意，今不復(fù)作此想矣。非惟房屋不佳，即應(yīng)酬亦不了也。”
1912年11月，梁啟超回國，北京各界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，袁世凱也以最高禮遇接待梁啟超。隨后的日子，梁啟超頻繁入京，參與新政府的活動。此時正值俄國扶助外蒙獨立并簽訂《俄蒙條約》，明確不準(zhǔn)中國軍隊進入外蒙，國內(nèi)一片嘩然。政府無所作為，各方力量邀請梁啟超入京出謀劃策，梁啟超在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寫道：“政府狼狽求救，社會沸熱如狂，吾處其間，應(yīng)付殊苦。……馮國璋則一日兩至。”
可以看到，梁啟超本人很想定居北京，但無奈北京應(yīng)酬事務(wù)過多，且政局不穩(wěn)，而強烈建議梁啟超不在北京定居的，正是梁啟勛。因此，梁啟超在北京沒有屬于自己的住所，南長街54號是臨時住所之一，在梁啟超的一些書信中，也常可見“南長街”的內(nèi)容。
■兩兄弟后人關(guān)系疏遠
梁啟超1929年去世，生前與梁啟勛關(guān)系十分密切。后者僅比梁啟超小三歲，一直生活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夕，他的一生沒有梁啟超那么轟轟烈烈，不過詞學(xué)方面在現(xiàn)代學(xué)林占有一席之地。
清末，戊戌變法失敗，梁啟超流亡日本，梁啟勛則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(xué)學(xué)習(xí)經(jīng)濟。在梁啟超結(jié)束流亡回國之后，梁啟勛隨行左右，幫助梁啟超打理公私事務(wù)。梁啟超在寫給女兒梁思順的信中曾感嘆：“汝二叔現(xiàn)在為我身邊刻不可離之人。每日代我會客辦事、出納金錢、管理寓中諸務(wù)，亦無一刻暇。”20年代，梁啟超因病住院，生活上更離不開梁啟勛的照顧。梁啟超長子梁思成與林徽因二人結(jié)婚的文定大禮也是梁啟勛在“南長街54號”幫助操辦，與新人在加拿大舉行的婚禮比肩而重。
不過，這種密切的關(guān)系并沒有在其后人當(dāng)中得到延續(xù)，事實上，梁啟超后人同梁啟勛后人之間，已經(jīng)沒有了來往，這也是此次梁啟勛后人拍賣梁氏檔案遺存，而梁啟超后人事前毫不知情的原因。
關(guān)系破裂主要是因為，梁啟勛在抗戰(zhàn)期間曾出任偽職。
梁柏有女士回憶道：“抗戰(zhàn)期間，梁思成帶領(lǐng)弟弟妹妹，跟梁啟勛斷絕關(guān)系，當(dāng)時我們正在上中學(xué)……”
梁啟勛的外孫孫軍也曾談到這段歷史，不過，在孫軍的描述中，梁啟勛“身在曹營心在漢”，在日本的聯(lián)合準(zhǔn)備銀行工作期間，搞了很多日本金融商業(yè)方面的情報，通過次子梁思睿送往抗戰(zhàn)陪都重慶。
這段歷史導(dǎo)致了兩家人的隔絕，正因為如此，梁啟超后人對拍賣方在宣傳措辭中常用籠統(tǒng)的“梁氏后人”感到不滿，希望對方能在措辭上更加嚴謹。
1929年1月19日，梁啟超病逝，其子女遵其遺囑，將他在天津“飲冰室”書齋的全部藏書2831種、41470余冊捐贈給國立北平圖書館(現(xiàn)國家圖書館前身)。1997年4月，少量梁啟超文物又被其子女捐獻給第一歷史檔案館。
據(jù)梁思禮回憶，梁啟超曾給后人說過，他的東西要捐獻給國家。因此，梁啟超后人從來沒想過梁啟超的東西會被拍賣。
“現(xiàn)在別人要賣，我們感到遺憾。”梁思禮先生說，“我們只是想表達我們的態(tài)度，希望把歷史交待清楚。至于拍賣本身，和我們沒有關(guān)系，也不想挑起什么爭端。我們這次把態(tài)度說清楚了，今后不想再說。”
1966年，也就是梁啟勛辭世之后的第二年，“南長街54號”沒能逃過“文革”抄家的厄運，許多珍貴文物、信札、照片、股票焚毀、遺失。1982年，梁啟勛后人搬離。
如今，不到百年的“南長街54號”難逃被拆遷的命運，昔日官賈盈門的大宅，只剩下孤零零的院門和一片廢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