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為人是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問題，如何做官是每一個干部必須考慮的問題。為人做官看似簡單，實則不易。那么，為人做官有沒有普遍原則可供借鑒呢？回答是肯定的。在《廉政家書》中，就有不少與此相關(guān)的內(nèi)容。
眾所周知，家書是寫給最親近的人看的文字，具有較強的私密性。在這種私密性的個人文獻中，人們往往能夠吐露心聲。當然，交流的內(nèi)容包羅萬象，其中常常要談到如何為人、如何做官。為人就是儒家思想中的修身，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為本”，“身修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”，這是古代士人的最高理想�？梢姡奚硎腔A(chǔ)。一旦投身官場，必須明白為官之道，否則難做好官。那么，怎么修身，怎么做官？
首先要有信仰。信仰是人們對于某種價值觀的深度認可，乃至尋求一種心靈上的依歸。人生在世，要有信仰，不管是宗教、政黨、主義、國家，還是生活中的真善美，均可成為信仰。古代有忠孝節(jié)義的信仰，近代有救國救民的信仰。信仰是一個人的靈魂，擁有信仰，人才能辨明前進的方向；沒有信仰，則如行尸走肉。
西晉文學家羊祜在給兒子的信中說：“恭為德首，慎為行基，愿汝等言則忠信，行則篤敬”，意思是說恭敬在各種良好道德品質(zhì)中排第一，而謹言慎行則是各種正確行為的基礎(chǔ)。在這里，羊祜要求兒子把恭敬、謹慎、忠信作為信仰來遵守。唐代女子盧氏在寫給兒子崔玄暐的信中說：“若其不能忠清，何以戴天履地？”她把忠實清正作為做人的首要條件。1921年中國共產(chǎn)黨成立后，那些先進的青年則把改造舊社會、挽救勞苦大眾作為自己的信仰，并不惜為之犧牲生命。上海共產(chǎn)主義小組的創(chuàng)建人之一俞秀松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加入國民黨，并參加了孫中山討伐陳炯明的北伐軍。1923年1月10日，他在致父母親的家書中說：“我之決志進軍隊是由于目睹各處工人被軍閥無禮的壓迫，我要救中國最大多數(shù)的勞苦群眾。”1937年初，大革命時期入黨的韓雅蘭瞞著父母去延安抗大學習，后寫信給父母說：“兒要為改造不合理的社會而奮斗，為后來女子求幸福，也要和男人一樣為國家民族求解放，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業(yè)。”正是有了這樣的信仰，才有了各階層民眾空前團結(jié)在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旗幟下，為了新中國而前赴后繼。
其次要有品德。品德指道德品質(zhì)，是做人做事應遵循的原則和標準。古人在家書中教育子弟，往往把品德放在重要地位。東晉陶淵明給陶儼等五個兒子寫信，在列舉了古人兄弟之間親密相處、家庭和睦的故事后說，“詩曰‘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’雖不能爾，至心尚之。”意思是說，對于古人的崇高品德則敬仰，對于他們的高尚行為則遵行、學習。美好的品德除了兄弟和睦外，也包括孝親敬老、廉潔自律，尤其是為官者，更應該把“廉”字放在首位。對于做官者來說，廉就是德，守廉就是遵守官德。一個官員若不能守廉，那就失去了官德。清道光年間，林則徐就任兩廣總督，主持禁煙。他給夫人鄭淑卿寫信，言及自己生活孤苦，“決不敢于俸祿而外妄取民間或下僚分毫，務使上可以答君恩，下可以見祖父。”林則徐雖歷任多個要職，但始終恪守清白家風，世人敬仰。
再次要有才識。才識指才能與識別力，是一個人生存立世的基本技能。才能越高，生存的技能就越高，對人對事的識別力就越強。那么，才識從哪里來？一般而言，主要靠后天的學習，學習包括家庭、學校和社會三個層面。有的人經(jīng)過了良好的家庭教育，又在學校認真讀書，走向社會后還堅持學習，那么他就才能出眾，識別力卓越。在自古以來長輩教育晚輩的家書中，不乏指導學習的例子。北宋大學者蘇軾給侄子蘇千之寫信，開始就拿史學大家司馬光和蘇氏兄弟飽讀史書、“獨立不懼”舉例，指出“可讀史書，為益不少也”，勸侄子“勤學自愛”。言下之意是說，熟讀史書才能明白事理，才能做到內(nèi)心強大，“獨立不懼”。老革命家陳云“文革”初期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一個工廠，仍然堅持讀書，1970年12月8日他收到二女兒陳偉華的來信，向他請教學習方法。14日陳云給女兒回信說：“我萬分歡喜（不是十分、百分、千分而是萬分），你要學習和看書了。咱家五個孩子中數(shù)你單純幼稚。你雖然已開始工作，但還年輕，堅持下去，可以學到一些東西的，不過每天時間有限，要像你哥哥一樣，每天擠時間學。”
古往今來，人們常常在家書中諄諄告誡子弟如何為人、如何做官，可見“茲事體大”。志行高潔、廉潔清正、深仁高義、忠信篤敬、儉以修身、長才厚德、勤力務時、讀書治學等，都是家書中的常見用語，概括起來說，就是有信仰、有品德、有才識，目的是使子弟健康成長，傳承家風，光耀門庭，客觀上也對官場生態(tài)產(chǎn)生了有利影響。人們常說，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。準備什么？無論是為人，還是做官，都需要這“三有”。唯其如此，才能做好人，為好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