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予觀夫巴陵勝狀，在洞庭一湖……”北宋慶歷六年（1046年），范仲淹應(yīng)邀寫下《岳陽樓記》，距今九百七十年。本月中旬，《十月》雜志社邀約數(shù)十位詩人在岳陽樓下參與群誦《岳陽樓記》，以紀(jì)念其問世九百七十年，并就“歷史資源與當(dāng)代新詩寫作”主題展開熱烈討論。眾聲喧嘩里，對《岳陽樓記》的重新體味與肯定，卻是一致的聲音。
《岳陽樓記》之前，岳陽樓上的詩文已然不少，唐人之詩尤盛。最著名的，有孟浩然的《臨洞庭上張丞相》：“八月湖水平，涵虛混太清。氣蒸云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。欲濟(jì)無舟楫，端居恥圣明。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魚情。”還有杜甫的《登岳陽樓》：“昔聞洞庭水，今上岳陽樓。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親朋無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馬關(guān)山北，憑軒涕泗流。” 李白的《與夏十二登岳陽樓》“雁引愁心去，山銜好月來”和賈至的《岳陽樓宴王員外貶長沙》“極浦三春草，高樓萬里心”也至為精彩。詩歌史中堪稱巔峰的唐代，白居易、元稹、李商隱等眾多大詩人，都曾寫下“岳陽樓”詩。
但最后，《岳陽樓記》這篇宋人的文章，卻力壓一眾唐人詩歌，成了這座名樓塔頂?shù)哪穷w明珠。為什么？有人說，是因為這篇文章真正賦予了岳陽樓一種精神。從此，岳陽樓與胸懷天下的憂樂精神不可分割、融為一體。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讓這座樓有了足以抗拒時間侵蝕的巨大魅力。從此，岳陽樓的詩中，憂樂之情常有。
當(dāng)然，這只能說明文章里有精神是多么重要。但它為什么重要呢？離岳陽樓不遠(yuǎn)、屬于洞庭湖水系的汨羅江或許可以給一種答案。前人有觀點(diǎn)認(rèn)為，屈原所在的楚國沒能統(tǒng)一中國，但以他的創(chuàng)作為代表的楚辭，卻“統(tǒng)一”了中國，不僅在文體上，更在精神上給中國的知識分子帶來了廣泛而深遠(yuǎn)的影響。汨羅江畔的屈子祠里，有董必武所撰聯(lián)“旨遠(yuǎn)辭高，同風(fēng)雅并體；行廉志潔，與日月齊光”，或許正可以用來為這種精神點(diǎn)睛。
文章之不朽，大概多要仰賴于這精神吧。從“哀民生之多艱”的《離騷》，到先憂后樂的《岳陽樓記》，莫不如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