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清代古文發(fā)展史上，曾國藩地位顯赫，被視為“桐城派中興的明主”和“湘鄉(xiāng)派”開山的祖師[1]。他的古文理論源于桐城，又不拘于桐城，對晚清古文創(chuàng)作和文章學的發(fā)展產(chǎn)生了重大影響。曾國藩的古文理論散見于日記、書信、評點、讀書筆記、文章選本等批評形式之中，卻未有對自身文論作系統(tǒng)總結(jié)的文話著作[2]。曾氏門下弟子薛福成氏編有文話《論文集要》四卷，收錄自韓、柳至方苞、姚鼐、曾國藩論文之語，其中曾氏文論所占篇幅尤重，約為全書四分之一強，故此書實可視為曾國藩文論小結(jié)，向來受人重視。書中有些論斷甚為精辟新穎，如“退之以楊子云化《史記》，子厚以老、莊、《國語》化六朝”一段、“望溪規(guī)模極大而未能妙遠不測，風韻絕少，然文體自正”一段等等[3]，長久以來，這些論文之語被視為曾國藩的獨創(chuàng)，成為其清代文論名家身份的添錦之花。而事又有大謬不然者，據(jù)晚清劉聲木氏考察，曾國藩所論亦多有所本，原非自創(chuàng)。劉聲木《萇楚齋四筆》稱：“《論文集要》四卷，石印寫字袖珍本，其卷三一卷共廿二頁，即為文正論文之語。……惟其中頗多鈔錄陽湖吳耶溪茂才鋌《文翼》三卷中語。”[4]此論揭橥曾國藩文論與吳鋌《文翼》之承襲關(guān)系，頗令人驚異，惜未引起后人注意。今據(jù)上海圖書館所藏清刻本《文翼》，對此公案，試作考辨如下。
吳鋌（1800-1832)[5]，字耶溪，江蘇陽湖人，祖父吳琦，江西鄱陽知縣。父吳應(yīng)庚，國子監(jiān)生。吳鋌曾從族父吳士模（晉望）問學，“年十八補縣學生”，因機緣巧合，次年偶遇陽湖文派名家李兆洛，得以請益文章之事[6]。年二十四，從吳德旋“問古文法”[7]，“道光某年至京師應(yīng)鄉(xiāng)試，不獲第，憤郁成疾，卒于旅社，年甫三十有三耳”[8]。其著述可考者有《紹韓書屋文抄》、《詩鈔》、《毛詩箋注》、《吳耶溪遺文》、《文翼》、《因時論》[9]。其中《因時論》因關(guān)注清代土地兼并和流民問題，而使吳鋌獲得了與包世臣、龔自珍、魏源等經(jīng)世派學者并列的聲譽[10]。他在古文創(chuàng)作上的成就，亦為人稱道，吳德旋稱：“極耶溪之才與其所志，必能遠追漢、唐作者于數(shù)千載之上，以自成一家之言。”[11]劉聲木亦云：“其文淡泊淳悶，堪與其師爭烈，或且過之。”[12]吳鋌歿后，《文翼》遺稿為同里劉蓮舫、歙人王守靜所得，傳寫至吳德旋手中，后得吳德旋友人之助于道光十六年刊刻行世。劉聲木所見三卷本《文翼》與上海圖書館藏本均為此版。此外，《文翼》的手稿本亦曾行世，民國間，羅繼祖為《續(xù)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集部詩文評類撰稿時，即列有“《文翼》四卷，手稿本”一目，其云：“清吳鋌撰，鋌字耶溪，自署閭里為陽湖人。書四卷，皆以小行楷寫之。無序無跋，亦無凡例、題識。……第四卷純?yōu)檎撛娭Z。”[13]道光刻本刪去稿本第四卷的詩論，只保留了前三卷文論。而薛福成《論文集要》所收曾國藩文論，主要集中于卷三《曾文正公論文（上、下）》之中，將其與《文翼》比照之后，即可知劉聲木所言非虛。茲不避繁復(fù)，征引數(shù)例以見一斑：
1、韓退之以楊子云化《史記》，柳子厚以莊周、屈左徒、《史記》、《國語》化六朝，歐陽永叔以《史記》化退之，王介甫以周秦諸子化退之，曾子固以三禮化西漢，蘇明允以賈長沙、晁家令化《孟子》、《戰(zhàn)國策》，蘇子瞻以《莊子》化《戰(zhàn)國縱橫家言》，于此可以求脫胎之法，于此即可以求變化之法。若拘于一家之文，而步趨繩尺，縱能與之并，不能自成一家言也。南宋朱子文雖杰出，尚不免為曾子固所掩，況其他乎？（吳鋌《文翼》卷一）
退之以楊子云化《史記》，子厚以老、莊、《國語》化六朝，介甫以周秦諸子化退之，子固以三禮化西漢，老蘇以賈長沙、晁家令化《孟子》、《國策》，東坡以《莊子》、《孟子》化《國策》，于此可求脫胎之法，即可求變化之法。若拘步一家之文，即能與之并，不能成一家言。朱子之文杰出，尚不免為子固所掩，況其他乎？(薛福成《論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論文上》)
2、八家中惟退之、永叔、子瞻門徑最大，故變化處多。明允惟《權(quán)書》能化，介甫惟《三經(jīng)義序》能化，子固惟目錄序能化，子厚惟辨諸子、記山水能化，以其與生平所為文格不相似，而實能深入古人妙處也。（吳鋌《文翼》卷一）
八家惟韓、歐、東坡門徑最大，故變化處多。老蘇惟《權(quán)書》能化，子厚惟辨諸子、記山水能化，子固惟目錄序能化，以其與生平文格不相似而實能深入古人妙處。（薛福成《論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論文上》）
3、方望溪堂廡甚大而于妙遠不測處，概乎其未有聞，故風韻絕少，然文體極正。自望溪前皆不能識得“質(zhì)而不俚”四字，自不得不推為開山巨手。震川文妙遠不測，然轉(zhuǎn)有質(zhì)而近俚，與夫略拈花朵而反入于喭俗者，此種最難識。望溪修詞最雅潔，無一俚語俚字，然其行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，此其文體之正而才亦不及古人也。北宋惟王介甫、曾子固質(zhì)而不入于俚，永叔、子瞻便時不免，然所得于古者既多，便小小出入正是不妨。柳州文以莊周、屈左徒化六朝，然濃麗處間或近于俚，此當于神氣意趣間辨之。（吳鋌《文翼》卷一）
望溪規(guī)模極大而未能妙遠不測，風韻絕少，然文體自正。望溪以前皆不失“質(zhì)而不俚”四字，自不能不推為巨手。歸文妙遠不測，然轉(zhuǎn)有質(zhì)而近俚者。望溪修辭極雅潔，無一俚語俚字，然其行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，此其文體之正，而才不及古人也。北宋惟曾、王不入于俚，永叔、東坡便時不免，然所得于古者既多，即小有出入，正是不妨。柳文秾惡處間或近俚，此當于神氣意趣間辨之。（薛福成《論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論文上》）
4、“太史公之潔，全在捭落千端萬緒，至字句則不無可議者。海峰字句都潔而意不免蕪近，非真潔也。”惲子居之言云爾。予謂子居字句極潔而氣不免矜躁，非真潔也。子居以海峰筆銳于望溪而疏樸不及，自是知言；而以為才則有馀于惜抱，則非也。惜抱之雅潔古藻遠逾于海峰，而文章之妙，洵有如所謂木雞者，此境正難到。惜抱非才不足也，正以力避矜氣，固而存之，不欲自騁其才，而其才之包蘊正可于言外見之。子居論文能見有形，不能見無形，故于惜抱多微詞，而不知惜抱之遒欝雄駿，正不為古人所掩也。子居以海峰論理未得其正，論事論人未得其平，此言最確。而子居之文強詞奪理，病正坐此，要其文之堅峻峭實，絕似晁家令、趙營平，固勝于海峰也。（《文翼》卷二）
史公之潔在捭落千端，才甫字句都潔而意不免蕪近，非真潔也。（薛福成《論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論文上》）
毋庸多舉，已可見出二書關(guān)系實非一般。上述八則文論，除最后一則外，內(nèi)容基本兩兩一致，只有個別字句略有出入[14]。劉聲木也據(jù)此判定，曾國藩文論多有襲自《文翼》而未注明者。但是否存有另一種可能，即吳鋌的《文翼》抄錄了曾國藩的言論呢？從時間上看，吳鋌卒于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此年曾國藩二十二歲，業(yè)已成年，尚難以排除這種可能。但以著述體例而言，《文翼》不會摘錄曾氏言論而不明言�！段囊怼冯m廣泛征引諸家言論，但皆一一標明出處，并不掠美，且常在前人立論基礎(chǔ)之上加以申說，而非簡單的過錄，正如王國棟為《文翼》所作跋語云：“雖系纂述前人語言，然頗附己見，且有折中。”如上引“太史公之潔，全在捭落千端萬緒”一段，原本出自惲敬《大云山房文稿》言事卷一《與章澧南》，吳鋌不但指出是“惲子居之言云爾”，且接過惲敬話端，進而對方苞、劉大櫆、姚鼐、惲敬之文皆有評議。反觀《曾文正公論文》則是徑直引用，并未注明出處，易使人誤以為是曾國藩原創(chuàng)。
吳鋌文論思想深受其師吳德旋（仲倫）影響，二人平日經(jīng)常“往復(fù)論辨”[15]，而吳德旋曾請益于姚鼐，論文亦以姚氏為依歸，因此，吳鋌《文翼》常以姚鼐、吳德旋文論為基礎(chǔ)而進一步申說。上引“韓退之以楊子云化《史記》”一段，論述古文創(chuàng)作中“因”與“變”之關(guān)系，即脫胎于姚鼐、吳德旋文論，吳鋌對此并不諱言，《文翼》卷一云：“惜抱云：‘韓退之不可到也，能尋求退之未竟之長引而伸之，以益吾短，則可矣。’夫雄奇固退之已竟之長也，孰能當之哉？永叔則以妙遠化退之之面貌而盡易之，介甫則以瘦勁化退之之面貌而盡易之，此皆從退之門徑入而能脫化者也。子固學西漢變而為淵雅，明允學《戰(zhàn)國策》、周秦諸子變而為堅峻，子瞻學縱橫家言變而為逍遙震動。此則不從退之門徑入而自能脫化者也。”卷二曰：“仲倫先生云：‘退之敘事以子云熔鑄《史記》，惜抱以歸熙甫熔鑄韓、歐，故無模仿之跡，是所謂辟新境也，故其境不窮而佳處不為古人所掩。’”古文創(chuàng)作既需要師法古人，更需要開辟“新境”，入乎其內(nèi)而出乎其外，方可擺脫古人模樣，擁有自家面貌。吳鋌以姚鼐、吳德旋論文之語為基礎(chǔ)而加以深化，淵源有自來，自然不可能是襲自曾國藩文論。
綜上，可以確定是《曾文正公論文》抄錄了《文翼》而未注明，但若據(jù)此便認定曾國藩為文抄公，亦屬倉促。薛福成《論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論文》專錄曾國藩文論，部分條目標明出處[16]，有些條目則未言出處，抄錄《文翼》的條目即全部未注出處。通過查考，發(fā)現(xiàn)這些條目的內(nèi)容亦不見于曾國藩傳世著作之中�？梢酝葡耄@些抄錄《文翼》的條目本與曾國藩無關(guān)，應(yīng)是薛福成編輯《曾文正公論文》時，有誤收情況�！墩撐募肪砣对恼撐纳稀窐祟}下有小字云：“據(jù)張廉卿手鈔本摘錄。” 則《曾文正公論文》問世之前，已有張裕釗（廉卿）輯抄的雛形本，薛福成據(jù)之摘錄而成。張裕釗手鈔本之存亡，今已不復(fù)可知，難曉其原貌如何。今傳吳汝綸《古文辭類纂評點》后附有《張廉卿論文語》[17]，其內(nèi)容基本不是張裕釗本人的自創(chuàng)，多有所本，類似輯錄式著作，其中見于吳德旋《初月樓古文緒論》的就有五則，分別是：
前人謂古人不可有古文氣，其說非也。前明多誤于此言，故自震川而外，罕有成者。[18]
不受八家牢籠，安有此才分？但如八家范圍中有所表異之處，如惜抱所云“尋求昌黎未竟之緒而引申之”，則途轍自正，各就其才，可幾于成。
唐人以五律為四十賢人，不可有一字帶屠沽氣，古文亦然。然而知此者鮮矣，能辨其是否屠沽亦不易。所以少作家也。
文章不可不放膽做。
昔人謂文忌爽，非也。《孟子》乃文之至爽者，《史記》、《國策》亦然。西漢之初，文章之高猶有周秦氣，亦正以其爽耳。武帝以后，則文太做作矣。（此則在《初月樓古文緒論》和《張廉卿論文語》中皆為獨立條目，《論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論文上》將其與上則“文章不可不放膽做”誤合為一條。）
以上五則內(nèi)容亦見于《曾文正公論文上》。將《張廉卿論文語》與《曾文正公論文上》對勘，發(fā)現(xiàn)后者自第七則“退之以楊子云化《史記》” 至最后一則“退之學《孟子》”，皆見于《張廉卿論文語》，連條目排列次序也大致相同。而《張廉卿論文語》中有些本為一則的條目，被《曾文正公論文上》誤分為兩則甚至多則，有些獨立的兩則內(nèi)容，又被誤合為一則。誤合之例如上文所舉“文章不可不放膽做”兩段。誤分之例如：
謀篇層見疊出，不使人一覽而盡，而自首至尾義緒一線。 造言雕琢復(fù)樸。 陳言務(wù)去。 命意言人所未嘗言。 運筆、接筆、轉(zhuǎn)筆，最要須令人不測，須轉(zhuǎn)換變化不窮，須出入生殺，老健簡明。 精悍如純鉤百煉，寶光湛然，出入剸截，當者立碎。[19]
《曾文正公論文上》中這段文論分為六層，內(nèi)容頗為凌亂，核之《張廉卿論文語》可知，這六個層次原為一則內(nèi)容，《曾文正公論文上》誤將其拆散，且將雙行小注與正文相混，以致難以卒讀，《張廉卿論文語》中原文為：“精悍如純鉤百煉，寶光湛然。出入剸截，當者立碎。創(chuàng)意言人所未嘗言。造言琢雕復(fù)璞，陳言務(wù)去。謀篇層見疊出，不使一覽而盡，而自首至尾，義緒一線。運筆接筆、轉(zhuǎn)筆最要，令人不測。須轉(zhuǎn)換，變化不窮；須勁折，出入生殺，老健簡明。”可以推測，今本《張廉卿論文語》與薛福成編輯《曾文正公論文》時所見張裕釗手鈔本的內(nèi)容有相當程度的重合。當日張裕釗或?qū)堑滦卿b、曾國藩等人論文之語抄于一冊，薛福成未加甄別便全部作為曾國藩之語而收入《曾文正公論文》之中，《曾文正公論文》中同于《文翼》的內(nèi)容便是轉(zhuǎn)抄于此，以致曾國藩逝后多年還被蒙上抄襲的嫌疑[20]。其實，除了《曾文正公論文》所轉(zhuǎn)抄的《文翼》內(nèi)容外，《張廉卿論文語》中還有一些抄自《文翼》的條目，如《文翼》卷一云：“震川之疏在虛處，以妙遠出之；望溪之疏在實處，以樸質(zhì)見之。疏字之妙，有此二種。”此條亦見于《張廉卿論文語》。
劉聲木在認定曾國藩抄錄吳鋌《文翼》之后，深有感慨：“然文正亦非盜取他人書者，當是文正當時實見《文翼》刊本，愛其論文之語，錄于《論文臆說》[21]中，然未嘗書明名氏及書名于卷中，仍未脫明季山人撰述不注出典之惡習，亦不必曲為之諱。”[22]頗具了解之同情。今日看來，若將此論變更主語似更為恰當，應(yīng)是張裕釗雅好《文翼》，故于手鈔本中多所摘錄而未注明，后被薛福成誤認作曾國藩語而收入《曾文正公論文》�！段囊怼分兄T多精彩論斷，因被收入《論文集要·曾文正公論文》和《張廉卿論文語》，而被后人當作曾、張之文章學創(chuàng)見予以褒獎[23]，二人實受吳鋌之恩惠不少。吳鋌本人則享年不永，《文翼》亦流傳不廣，其人其書皆漸至湮沒不聞，未免不公。《文翼》一書識見甚高、立論亦精，對歷代文章家尤其是本朝方苞、姚鼐、吳德旋、惲敬等人作品，皆有精到評騭。在古文風格論上，尤有新創(chuàng)。作為文話著述，其理論價值應(yīng)得到今人重視。
附注：本文原載于《文獻》2011第1期，此為增訂稿。
作者：蔡德龍，男，1981年生，安徽霍邱人，文學博士，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。
郵編：541004
E-mail: hwncai@yahoo.com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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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周作人《中國新文學的源流》稱：“假如說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，那么曾國藩可說是桐城派中興的明主。”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48頁。）李詳《論桐城派》云：“文正之文，雖從姬傳入手，后益探源揚、馬，專宗退之。奇偶錯綜，而偶多于奇。復(fù)字單義，雜廁相間。厚集其氣，使聲采炳煥，而戛焉有聲。此又文正自為一派，可名為湘鄉(xiāng)派，而桐城久在祧列。”（《國粹學報》第49期，廣陵書社2006年影印版，第9冊，第5146頁。）
[2] 曾國藩《致劉蓉（咸豐八年正月初三日）》云：“《論文臆說》當錄出以污尊冊，然決無百葉之多，得四十葉為幸耳。”（《曾國藩全集·書信一》，岳麓書社1990年版，第612頁。）《論文臆說》當是曾氏所作之文話，惜未見傳世。
[3] 薛福成：《論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論文上》，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石印本，南京大學圖書館藏，以下所用版本同。
[4] 劉聲木：《萇楚齋四筆》卷六，見《萇楚齋隨筆續(xù)筆三筆四筆五筆》第791頁。
[5] 有關(guān)吳鋌生卒年的幾種說法略有小異。吳德旋《吳耶溪墓志銘》：“道光癸未，耶溪年二十四。”（繆荃孫《續(xù)碑傳集》卷七十六《文學一》。）道光癸未為1823年，清人仍以計算虛齡為主，則吳鋌生于1800年。李兆洛《吳耶溪遺文序》言其嘉慶己卯（1819）與吳鋌相識，鋌時年十九，則吳鋌生于1799年，二說相差一年。謝應(yīng)芝《吳耶溪墓表》稱：“耶溪卒于道光十二年，年三十四。”（繆荃孫《續(xù)碑傳集》卷七十六《文學一》。）王國棟《<文翼>跋》、吳德旋《吳耶溪墓志銘》皆稱吳鋌年僅三十有三，謝應(yīng)芝所記實際年歲應(yīng)有誤，但去世年份應(yīng)不會錯，今以卒于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計，享年三十三，應(yīng)生于1800年，與吳德旋《吳耶溪墓志銘》合。
[6] 李兆洛《吳耶溪遺文序》云：“道光己卯歲（按，道光無己卯歲，此處“道光”系“嘉慶”之誤），予客授維揚鮑氏，耶溪亦從其尊人讀書康山，暇時過從，始相識也。……問所業(yè)，述之甚有條理。為制藝文，高雅得正嘉遺法，年才十有九，聳然異之。閱月，其尊人先歸，予因招之同住鮑氏館，凡旬馀。……已而，知嘗從其族父晉望先生問業(yè)，先生故高行，以古文、時文式后學者也。因朂以益治古文詞，欣然愿之。未幾，予亦遂歸，遍語所識，謂吾鄉(xiāng)晉望先生之業(yè)，繼之者將在耶溪。……已而聞仲倫得佳弟子，能古文。問之，則耶溪也。”（《養(yǎng)一齋集》文集卷四，道光二十三年活字印四年增修本。）
[7] 吳德旋：《吳耶溪墓志銘》，繆荃孫《續(xù)碑傳集》卷七十六《文學一》�！肚灞畟骱霞返�3冊，上海書店1988年版，第2914頁。
[8] 王國棟：《<文翼>跋》，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刻本，上海圖書館藏，以下所用版本同。
[9] 此據(jù)王國棟《<文翼>跋》、劉聲木《桐城文學淵源考》、張維驤《清代毗陵書目》綜合而成。其中《紹韓書屋文抄》，《清代毗陵書目》作《紹韓書屋文集》，應(yīng)是同一著述。
[10] 徐世昌《晚晴簃詩匯》卷一一八“周濟”下《詩話》曰：“乾隆以來，士人好言經(jīng)濟，陳和叔、吳耶溪、包慎伯、龔定庵、魏黙深諸子為尤著。”退耕堂1929年序刻本。
[11] 吳德旋：《吳耶溪墓志銘》。
[12] 劉聲木：《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》，王水照《歷代文話》將其與《桐城文學淵源考》合刊，見《歷代文話》第9320頁。
[13]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：《續(xù)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（稿本）》，齊魯書社1996年版，第36冊，第574頁。
[14] 如第六則“望溪以前皆不失‘質(zhì)而不俚’四字”一句，對照《文翼》相關(guān)文字可知，《曾文正公論文》中的“失”字顯系“識”字之誤。
[15] 吳德旋《<文翼>序》云：“耶溪從予學為文，其于文也，所見極深，與予往復(fù)論辨，每能匡予之不逮。”
[16] 如前三則分別注明出自曾國藩《復(fù)鄧孝廉寅階書》、《復(fù)易芝生書》、《復(fù)吳子序書》。
[17] 吳汝綸：《古文辭類纂評點》附錄《張廉卿論文語》，民國三年（1914年）京師國群鑄一社鉛印本。
[18] 按，“前人謂古人不可有古文氣”一句，《張廉卿論文語》后所附《正誤表》云：“此句可疑，檢元稿即如此。”南京圖書館所藏佚名批本《古文辭類纂評點·張廉卿論文語》，批注者徑用朱筆將“古人”與“古文”互易。吳德旋《初月樓古文緒論》作：“戚鶴泉謂古文不可有古文氣。”《曾文正公論文》作：“前人謂古文不可有古人氣。”李光地《榕村語錄》卷二十九也有相關(guān)論述：“記得某人說學古文須從朱子起，此言卻好�？粗熳雍髞砦淖�，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氣調(diào)，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。只是一句有一句事理，即疊下數(shù)語皆有疊下數(shù)語著落，一字不肯落空，入手作文須得如此。”
[19] 此處標點依《歷代文話》本《論文集要》，見《歷代文話》第5811頁。
[20] 薛福成《論文集要》于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出版時，曾國藩已去世三十年。
[21] 曾國藩所作《論文臆說》并未傳世，劉聲木認為薛福成《論文集要》卷三《曾文正公論文》內(nèi)容應(yīng)與失傳的《論文臆說》大同小異，故有時以《論文臆說》代指《曾文正公論文》，此處即是如此。
[22] 劉聲木：《萇楚齋四筆》卷六，第791頁。
[23] 如黃霖先生《近代文學批評史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78頁）、葉易先生《中國近代文藝思潮》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31頁）即將《文翼》中語作為曾國藩語而贊賞；周啟庚先生《桐城派文論》（收入陳國球編《香港地區(qū)中國文學批評研究》，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版，第657、658頁）則把《文翼》中語作為張裕釗文章學思想進行評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