內(nèi)容提要：《劉子》作者，兩《唐書》和鄭樵《通志》皆著錄為劉勰，從南宋開始出現(xiàn)作者分歧，或謂劉勰、或謂劉晝等人。今對歷代學(xué)人研究結(jié)論進行梳理，可以初步認為劉晝之說，可能是南宋時的一種偽說。
關(guān)鍵詞：《劉子》作者 歷代爭鳴 研究述論
《劉子》一書，一名《新論》，又名《劉子新論》、《流子》、《德言》�，F(xiàn)有文獻記載，最初引錄其書的是隋代虞世南《北堂書抄》。其后歷代公私書籍著錄漸多，但對該書作者自南宋則發(fā)生了分歧。今對歷史文獻記載和諸家研究意見敘錄如下：
一、元明及元明以前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的著錄
（一）官家著錄
《隋書·經(jīng)籍志·子部·雜家類》：“《劉子》，十卷，亡。”未記作者為何人。
《舊唐書·經(jīng)籍志·丙部·雜家類》：“《劉子》十卷，劉勰撰。”
《新唐書·藝文志·丙部·雜家類》：“《劉子》，十卷，劉勰。”
《日本國見在書目·雜家類》有《劉子》十卷、五卷、三卷本，但未提作者名。
《崇文總目》：“《劉子》三卷。”未記作者為何人。（今四庫本《崇文總目》多不錄作者，當(dāng)因每條前原有序釋的緣故。）
《宋史·藝文志·子部·雜家類》：“《劉子》三卷，題劉晝撰。奚克讓《劉子音釋》三卷，又《音義》三卷。”
（二）私家著錄
唐釋慧琳《一切經(jīng)音義》卷九十《音高僧傳》第八《釋僧柔傳》：“劉勰，梁朝時才名之士也，著書四卷，名《劉子》。”
敦煌遺書伯2721卷、伯3649卷《隨身寶》（一名《珠玉抄》），二名《益智文》，三名《隨身寶》）：“《流子》，劉協(xié)注”。
唐張鷟的小說《朝野僉載》：“《劉子》書，咸以為劉勰所撰，乃勃海劉晝所制。晝無位，博學(xué)有才�！酰ò础端牟繀部繁救�，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引作“竊”）取其名，人莫知也。”（今中華書局本《朝野僉載》正文中不見其文，在《補輯》中有。此說原見于南宋人劉克莊的《后村大全集·詩話續(xù)集》的引錄）
唐袁孝政《劉子注·序》：“晝傷己不遇，天下陵遲，播遷江表，故作此書。時人莫知，謂為劉勰，劉歆，劉孝標作。”
宋鄭樵《通志·藝文略·諸子類·儒術(shù)》：“《劉子》，三卷，梁劉勰撰。”
宋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卷十二《雜家類》：“《劉子》，三卷，右齊劉晝孔昭撰，唐袁孝政注。凡五十五篇。言修心治身之道，而辭頗俗薄。或以為劉勰，或以為劉孝標，未知孰是。”
宋王觀國《學(xué)林》中說：[①] “《劉子·隨時篇》曰：‘中流失舩，一瓠千金。’按《前漢·藝文志》有《鹖冠子》一篇，韓愈《讀鹖冠子》文曰：‘鹖冠子稱‘賤生于無所用，中流失舩，一壺千金。’予三讀其辭而悲之。’以此觀之，則《鹖冠子》有是語久矣，劉晝竊其語也。”這應(yīng)該是最早提到《劉子》作者為劉晝的現(xiàn)存文獻[②]。
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《雜家類》：“《劉子》，五卷，劉晝孔昭撰。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為《序》，凡五十五篇�！短浦尽肥�，劉勰撰。今《序》云：‘晝傷己不遇，天下陵遲，播遷江表，故作此書。時人莫知，謂為劉勰，或曰劉歆，劉孝標作。’孝政之言云爾，終不知晝?yōu)楹未�。其書近出，傳記無稱，莫知其始末，不知何以知其名晝，字孔昭也。”
宋章俊卿《山堂考索》卷十一《諸子百家門·雜家類》：《劉子》，題劉晝撰。泛論治國修身之要，雜以九流之說，凡五十五篇�！短浦尽吩疲�“劉勰撰。今袁孝政《序》云：‘劉子者，劉晝，字孔昭，傷己不遇，播遷江表，故作此書。時人莫知，謂劉歆、梁劉勰、劉孝標作。’”
宋趙希弁《郡齋讀書附志·諸子類》：“《劉子》，五卷。右劉晝字孔昭之書也�；蛟苿③乃蛟粍㈧е�，或謂劉孝標之作。袁孝政為《序》之際，已不能明辨之矣！”
宋黃震《黃氏日抄》：“《劉子》之文類俳，而又避唐時國諱，以世為代，往往雜取九流百家之說，引類援事，隨篇為證，皆會粹而成之，不能自有所發(fā)明，不足預(yù)諸子立言之列。播州錄事袁孝政注而序之，乃盛稱譽；且謂五十五篇取五行生成之?dāng)?shù)，于義無考焉。然又謂劉子名晝字孔昭，而無傳記可憑，或者袁孝政之自為者耶？”
宋濂《諸子辨》：“《劉子》，五卷，五十五篇，不知何人作�！短浦尽肥�，直云梁劉勰撰。今考勰所著《文心雕龍》，文體與此正類，其可征不疑。第卷數(shù)不同，為少異爾。袁孝政謂‘劉晝（孔昭）傷已不遇，遭天下陵遲，播遷江表，故作此書。’非也。孝政已無傳記可憑，復(fù)致疑于劉歆、劉勰、劉孝標所為。黃氏遂謂孝政所托，亦非也。”
明胡應(yīng)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一《經(jīng)籍會通三》：“兩《劉子》：一劉敬，（原注：三篇，儒家。）一梁劉勰。（原注：三卷。）”
元代前著錄《劉子》及作者的尚有王應(yīng)麟《玉�！�，章俊卿《山堂考索》，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等，皆與晁公武、陳振孫大同小異，茲不贅述。
二、明以后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作者的新說
1、《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的三種新說�！肚逅膸烊珪偰刻嵋罚�“案《劉子》十卷，《隋志》不著錄，《唐志》作梁劉勰撰。陳振孫《書錄解題》、晁公武《讀書志》，俱據(jù)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，作北齊劉晝撰�！端问�·藝文志》亦作劉晝。自明以來，刊本不載孝政注，亦不載其序，惟陳氏載其《序》，略曰：‘晝傷己不遇，天下陵遲，播遷江表，故作此書。時人莫知，謂為劉勰、劉歆、劉孝標作。’云云，不知所據(jù)何書。故陳氏以為終不知晝?yōu)楹未恕０噶和ㄊ律崛藙③�，史惟稱其撰《文心雕龍》五十篇，不云更有別書。且《文心雕龍·樂府》篇稱；‘涂山歌于候人，始為南音；有娀謠乎飛燕，始為北聲；夏甲嘆于東陽，東音以發(fā)；殷整思于西河，西音以興。’此書《辨樂》篇稱：‘夏甲作《破斧》之歌，始為東音。’與勰說合；其稱‘殷辛作靡靡之樂，始為北音。’則與勰說迥異，必不出于一人。又史稱：勰長于佛理，嘗定定林寺經(jīng)藏，后出家，改名慧地。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，與勰志趣迥殊，白云齋《道藏》目錄，亦收之太元部無字號中，其非奉佛者甚明。近本仍刻劉勰，殊為失考。劉孝標之說，《南史》、《梁書》俱無明文，未足為據(jù)。劉歆之說，則《激通篇》稱：‘班超憤而習(xí)武，卒建西域之績。’其說可不攻而破矣。惟北齊劉晝字孔昭，渤海阜城人，名見《北史·儒林傳》。然未當(dāng)播遷江表，與孝政之《序》不符�！秱鳌贩Q；‘晝孤貧受學(xué)，姿意披覽，晝夜不息。舉秀才不第，乃恨不學(xué)屬文，方復(fù)綴輯詞藻，言甚古拙。’與此書之縟麗輕茜亦不合。又稱：‘求秀才十年不得，乃發(fā)憤撰《高才不遇傳》。孝昭時，出詣晉陽上書，言亦切直，而多非世要，終不見收。乃編錄所上之書為《帝道》。河清中，又著《金箱璧言》，以指機政之不良。’亦不云有此書，豈孝政所指又別一劉晝歟？觀其書末《九流》一篇，所指得失，皆與《隋書·經(jīng)籍志》子部所論相同。使《隋志》襲用其說，不應(yīng)反不錄其書，使其剽襲《隋志》，則貞觀以后人作矣�；蛟⒄啥拗T子之言，自為此書，而自注之。又恍惚其著書之人，使后世莫可究詰，亦未可知也。然劉勰之名，今既確知其非，自當(dāng)刊正；劉晝之名，則介在疑似之間，難以確斷。姑仍晁氏、陳氏二家之目，題晝之名，而附著其牴牾如右。”[③]
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否認了以前所提出的《劉子》作者為劉勰、劉晝、劉歆、劉孝標。提出了新的三說：一、貞觀后人作；二、袁孝政自為說；三、既非梁劉勰、也非北齊劉晝，而為另一劉子。否認劉勰作的理由有三：一、史唯稱劉勰撰有《文心雕龍》，不云更有別書。二、《文心雕龍·樂府》篇：“涂山歌于候人，始為南音；有娀謠乎飛燕，始為北聲；夏甲嘆于東陽，東音以發(fā)；殷整思于西河，西音以興。”《劉子·辨樂》篇則說“殷辛作靡靡之樂，始為北音。”則與《文心》說迥異，必不出于一人。三、劉勰長于佛理，且出家為僧�！秳⒆�·九流》歸心道教，與勰志趣迥殊。否認劉晝說的理由也有三：一、袁序說劉晝播遷江表，與《晝傳》記錄的劉晝身世不符。二、劉晝之書無文采，“言甚古拙”，與此書之縟麗輕茜亦不合。三、《晝傳》亦不云有此書。
但是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的作者對史料閱讀有誤：一，《隋書·經(jīng)籍志》是著錄了《劉子》的，只是未記作者，故不得言《隋志》不著錄也。二、陳振孫《書錄解題》、晁公武《讀書志》，是照錄所見《劉子》作者題署，而非“俱據(jù)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，作北齊劉晝撰”，反而對袁《序》提出質(zhì)疑。
2、明人偽作說。王昶《春融堂集》卷四十三《劉子·跋》：“《劉子》，二卷，北齊劉晝著，共五十五篇。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。按晝字孔昭，所撰有《高才不遇傳》、《金箱璧言》，而是書本傳無之。又《隋經(jīng)籍志》，若《顧子》《符子》入書錄，而此獨末載，何與？考《唐志》，《劉子》十卷，劉勰撰，孝政序云：‘晝播遷江表，故作此書。時人莫知，謂為劉勰�；蛟粍㈧�、劉孝標作。’陳氏振孫至不知為何人。晁氏謂其俗薄，則殊有見也。大抵《唐志》之《劉子》，非即此《劉子》；而此書不見于《晝傳》，為后人偽撰無疑。明人好作偽，申培《詩說》、《子貢易詩傳》、《天祿閣外史》，無識者多奉為天球拱璧，是書蓋其流亞爾。”
３、作者為吳晉人說。清人姚振宗在《隋書經(jīng)籍志考證》中說：“此劉子似非劉晝。晝在北齊孝昭時著書名《帝道》，又名《金箱璧言》者，非此之類，且其時當(dāng)南朝陳文帝之世，已在梁普通后四十余年。阮氏《七錄》作于普通四年，而是書見載《七錄》，其非晝所撰更可知。袁孝政序今不存，據(jù)陳氏宋氏所引，則亦未嘗定以為劉晝。然其言天下陵遲，播遷江表，必有所本，亦非晝非勰非孝標之遭際�！镀咪洝妨惺菚趨菚x人之間，似猶為東晉時人。其書亦名《新論》，與魏晉時人風(fēng)尚尤近。日本書目載《劉子》十卷，又五卷，又三卷，則三本并行由來久矣。”[④]
姚氏之論是擊中了劉晝說要害的。劉晝的著作和活動時間已在陳代，其著作何能入梁人書目中？但姚氏又提出了吳晉時人作的新說。
自從姚振宗氏提出魏晉時人作后，一直未有響應(yīng)者，直到近年才有陳志平先生在《古籍整理研究學(xué)刊》2007年第4期撰文《<劉子>作者和創(chuàng)作時間新考》，提出西晉說。全文分兩部分，第一部分認為《劉子》既不是劉勰也不是劉晝。否定劉勰的理由有三條：一、劉勰史惟稱其撰《文心雕龍》五十篇，不云更有別書。二、且《文心雕龍·樂府篇》稱：“涂山歌于候人，始為南音。有娀謠乎飛燕，始為北聲。夏甲嘆于東陽，東音以發(fā)。殷整思于西河，西音以興。”此書《辨樂篇》稱：“夏甲作破斧之歌，始為東音”，與勰說合。其稱“殷辛作靡靡之樂，始為北音”，則與勰說迥異，必不出于一人。三、又史稱勰長于佛理，嘗定定林寺經(jīng)藏，后出家，改名慧地。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，與勰志趣迥殊。案，以上三條均重復(fù)以往論者之老調(diào)，無有新意，前人已辨駁，陳氏不察爾。否定劉晝的理由大體有二：一、袁孝政《劉子注序》與史載的劉晝生平不合。二、劉晝的學(xué)歷品行與《劉子》相矛盾（具體列舉了四條）。陳文通過排除了劉勰和劉晝說，而選擇了魏晉人，理由有二：一、《隋書·經(jīng)籍志》列《劉子》于魏晉人著作間。二、《劉子》本身的線索：《劉子·貴農(nóng)》篇云：“故農(nóng)祥晨正，辰集娵訾，陽氣憤盈，土木脈發(fā)。天子親耕于東郊，后妃躬桑于北郊。”晉禮是皇帝親耕于東郊，皇后蠶于西郊。雖然梁王朝有皇帝親耕于東郊之說，但未見有皇后蠶于北郊之說。晉太康九年以前有皇后蠶于北郊說，故其書當(dāng)作于晉“太康九年先蠶于西郊前，即288年前。”案，此處作者應(yīng)當(dāng)考慮文獻傳抄者有妄改的可能，僅以一個“西”字和“北”字之差，就斷定為“魏晉時人的作品”，證據(jù)太單薄，何況梁已有皇帝親耕于東郊的明確記載呢！[⑤]因為皇帝親耕于東郊，皇后必蠶于西郊，古禮是對稱的。
有關(guān)《劉子》作者的諸種說法已盡記于上。
三、學(xué)術(shù)界圍繞《劉子》作者諸種說法的辨論
（一）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明人偽作和貞觀以后人作的說法。1937年《文學(xué)年報》第3期發(fā)表了楊明照的《劉子理惑》一文，列舉隋《北堂書抄》、唐《帝范》、《臣規(guī)》皆大量引錄《劉子》和在敦煌遺書中發(fā)現(xiàn)多種《劉子》抄本為證，否定了貞觀以后人作和明人偽作的說法。
（二）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作者劉歆、劉孝標二說。楊明照在《劉子理惑》一文中還所舉《劉子》中大量后漢及魏晉間人的故事，以證非劉歆所作，支持了《四庫總目提要》否定劉歆說的意見，此論據(jù)正確，其后無人再提及。楊文又以《梁書》《南史》的《劉孝標傳》“俱無明文，而彼此持論又臭味不同。孝標之《絕交》與是書之《托附》徑庭也。孝標之《辨命》與是書之《命相》霄壤也。果出一人之手，何有首鼠之詞？……則孝標之說，亦迎刃而解矣。”楊文發(fā)表以后，劉孝標之說，長期無人再提及，2008年陳志平先生在《劉子研究》中提出“值得注意的劉孝標”：（1） “劉孝標有播遷江表的經(jīng)歷”；（2）“劉孝標有隱居的經(jīng)歷”；（3）“劉孝標的學(xué)識與《劉子》接近”；（4）“劉孝標的思想與《劉子》接近”（劉孝標有《相經(jīng)序》《辯命論》，《劉子》有《命相》篇）。認為“劉孝標可能是《劉子》的作者”。[⑥]陳志平先生所列舉的證據(jù)是值得注意的，相比楊明照的否定論據(jù)是有力的。但是筆者認為劉勰與劉孝標相比，除了“播遷江表”外，人生遭際大同小異，都少年喪父；都有寺院生活經(jīng)歷；都有研究過命相的經(jīng)歷；都曾受到梁武帝的禮遇，又對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滿足；都有著作傳世。二者相比較，劉勰是一個創(chuàng)新型的人才，《文心雕龍》的篇章架構(gòu)來自于《周易》，《劉子》的篇章架構(gòu)也來自于《周易》�！秳⒆印分嘘P(guān)于言意之辯、關(guān)于法治、關(guān)于兵學(xué)、關(guān)于人才、關(guān)于美學(xué)等諸方面的論述，在《文心雕龍》中都能找到影子和萌芽，而劉孝標尚缺著作證明�！秳⒆印芬粫_到的理論高度，劉孝標的現(xiàn)有文章還不足以證明非他莫屬[⑦]。是否為劉孝標所著，尚待進一步挖掘資料。
（三）關(guān)于袁孝政自為說。
明胡應(yīng)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三一《四部正訛中》說：“《劉子新論》，諸家咸以為劉晝孔昭。案《北史·晝傳》：晝好學(xué)而文辭俚拙。……此書雖無甚高論，而辭頗清旨，意非晝所能也。宋景濂謂劉勰撰者近之。然《唐志》篇目不同，安知即此。……陳振孫謂終不知晝何代人，殊失考。黃東發(fā)直以袁孝政作，托名于晝，則亦未然。凡依托之書，必前代圣賢墳籍，冀以取重廣傳。晝之聲價，在六朝甚泯泯，即孝政何苦托之？勘偽書者，此義又當(dāng)察也。”[⑧]胡應(yīng)麟對黃東發(fā)的辯駁頗中其要。從總體上說是同意宋景濂的考證結(jié)論的，認為《劉子》作者為劉勰。但是又有一疑問：與“《唐志》篇目不同”，即《唐志》稱《劉子》，而今稱《劉子新論》。這說明胡應(yīng)麟的考證相當(dāng)慎重，值得尊重。胡氏未見敦煌遺書，而敦煌遺書中有《雜抄》卷，卷中有《九流》一條，目下注“事在《流子》第五十五章”，（《流子》就是《劉子》已為學(xué)界所認可）所錄正是《劉子新論·九流》篇原文，可知明代的《劉子新論》就是兩《唐志》的《劉子》，此可打消胡應(yīng)麟的疑竇。既然疑竇已被打消，那么宋景濂在《諸子辨》中謂《劉子》“《唐志》十卷，直云梁劉勰撰。今考勰所著《文心雕龍》，文體與此正類，其可征不疑”的結(jié)論也就是胡氏的考證結(jié)論了，認為《劉子》的作者為劉勰是“可征不疑”的。
清盧文弨《抱經(jīng)堂文集·劉子跋》中說：“《劉子》五十五篇，南齊時劉晝孔昭撰。（王叔岷謂“南齊”當(dāng)作“北齊”。）其文筆豐美，頗似劉彥和。然此有用世之意焉，或疑即勰所著，殆不然也。有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。其云劉晝撰者，亦政之《序》云耳。宋人黃東發(fā)遂疑為孝政自著。余借得《道藏》本，見孝政所為注，淺陋紕謬，于事之出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者尚多亂道，而謂其能為此文乎？……東發(fā)又譏其文類俳，此在當(dāng)時文體自爾。”盧氏之駁已中其弊。
楊明照先生《劉子理惑》也列舉大量事實反駁孝政自為說。今亦不見有人提及，其孝政當(dāng)自為說已駁倒。
（四）關(guān)于劉晝說�！秳⒆印纷髡邉冋f，最初見于南宋劉克莊引錄的唐張鷟的《朝野僉載》和唐袁孝政為《劉子》作注時的序言。從文字口氣看，似出于一人之口，但袁孝政事跡不可考，是張氏抄了袁氏的，還是袁氏抄了張氏的，已無法斷定。這是其一；其二，這兩個出處均非原始資料，都是南宋人的引錄。張氏之說見于南宋劉克莊《后村詩話·續(xù)集》卷三，袁氏之序見于南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但此記僅只言片語，而非全文，而袁序全文今已不見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著錄《劉子》時只是照錄了所見《劉子》及題署的作者劉晝，但緊接其后說：“或以為劉勰，或以為劉孝標，未知孰是。”晁氏也未斷出作者到底是誰。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又指出“其書近出，傳記無稱，莫詳其始末，不知何以知其名晝而字孔昭也。”宋人章俊卿《山堂考索》也說： “今袁孝政《序》云……”的“今”字可與陳振孫“其書近出，傳記無稱，莫詳其始末”相佐證，可以說袁孝政非唐人而是宋朝人。這說明《劉子袁注》一書是南宋陳振孫時才出現(xiàn)的，陳振孫對其為唐人作品的真?zhèn)我呀?jīng)提出質(zhì)疑，只是后人不察爾。
1937年楊明照先生的《劉子理惑》也主張《劉子》作者為劉晝。他在否定了劉歆、劉孝標等諸說之后說：“究其作者又將誰屬？今據(jù)孝政之《序》，晁氏之志（《郡齋讀書志》云“《劉子》，齊劉晝孔昭撰”，《附志》同），《直齋書錄》（《書錄解題》云：“《劉子》，齊劉晝孔昭撰”）、王氏《玉�！罚ā队窈�·藝文類》云“《劉子》，北齊劉皺字孔昭撰”）要以劉晝近是。”并舉出兩個證據(jù)。證據(jù)一，《劉晝傳》中有晝“每言使我數(shù)十卷書行于后世，不易齊景之千駟也。”“以晝自言數(shù)十卷書計之，《劉子》必在其中，于數(shù)始足（《高才不遇傳》四卷，《帝道》若干卷，《金箱壁言》若干卷，《六合賦》若干卷，再益以《劉子》十卷，差足云數(shù)十卷書）。”證據(jù)二，“又傳稱晝‘恨不屬文，方復(fù)緝綴辭藻，言甚古拙。’今以《劉子》全書驗之，其緝綴辭藻與言甚古拙，皆極為顯著。”據(jù)此兩證，定為劉晝。
認為《劉子》作者為劉晝的尚有余嘉錫的《四庫提要辨證·劉子》條。余嘉錫首先判定《劉子》非劉晝作，認為袁孝政的《劉子注序》所記劉晝一事，與《北史》、《北齊書》的《劉晝傳》不符，“余嘗疑孝政作注，文理尚復(fù)不通，其言豈足為據(jù)？”繼而又見劉克莊《后村詩話·續(xù)集》中引了張鷟的說法，于是又反過來堅信張言，否定前判，千方百計為劉晝說找出四條證據(jù)：其一，“‘晝無仕進，傷時無知己，多竊位妒賢，’”與《劉子》《知人》篇《薦賢》篇的一些語意合；其證二，《劉子》的《通塞》篇《遇不遇》篇“詞氣憤激，與其撰《高才不遇傳》之意同”；其證三，“晝之為人詆佛而不非老莊，”與《劉子》“歸心道家合”；其證四，劉晝在當(dāng)時“不惟文章為邢、魏所嗤，即其儀容亦為流俗之所笑”，這同《劉子·正賞》篇所云：“奚況世人未有名稱，其容止文華，能免于嗤誚者，豈不難也”語意合。[⑨]
余氏之言開了劉晝好莊老之學(xué)的先河。并舉唐代傅亦為例，認為“凡辟佛者皆老莊之徒”。這與劉晝傳記顯然相矛盾。《梁書》記載范縝反佛，范縝是宋齊著名大儒劉瓛的弟子，“尤精《三禮》”，卻不是老莊之徒，這說明反佛未必好老莊之學(xué)。而事實上，南北朝時期的佛徒高僧好老莊者不絕于史，有案可稽，無需贅言�！稄V弘明集》所記劉晝的話本意是說道士不同于老莊之道學(xué)（本），道士“藉佛邪說，為其配坐而已”，余氏誤解了此語。
余氏其第四證是舉《劉子·正賞》篇謂“以圣賢之舉措，非有謬也，而不免于嗤誚，奚況世人，未有名稱，其容止文華，能免于嗤誚者，豈不難也。”認為此正如劉晝以《六合》示魏收、邢子才而受到譏笑相合。余氏又言，晝學(xué)文“言甚古拙”，“未必不長于筆”。于是說：《北堂書抄》卷九十七有劉畫《鄒衍傳》，劉畫有人疑義劉晝，“《鄒衍、莊周傳》疑皆為《高才不遇傳》中人。”《書抄》所引《鄒衍別傳》云：“鄒子博識，善敘事，有禹、益之鴻才，道深東海，名重西山，日月不能亂其暉，金玉無以比其貴。”“其文體正如《劉子》相類，然則晝非不能華縟輕倩之文矣。善夫周中孚之言曰；‘傳稱其綴緝詞藻，言甚古拙，或疑此書非其所能，亦非篤論。’”[⑩]
余氏為了證明《劉子》劉晝著，突破《劉晝傳》中的“言甚古拙”之礙，提《北堂書抄》引疑為劉晝的話當(dāng)真，說明《劉子》“言辭縟麗”，劉晝之口亦能吐得出來。于是狠批《北史》和《北齊書》的作者對劉晝的傳記不實，為了給劉晝著《劉子》不惜為古人改文章。一是《北堂書抄》引的《鄒衍別傳》未必出自《高才不遇傳》。因為虞世南并未注明出自《高才不遇傳》，把劉“口”下的脫文疑為劉晝，再把脫文中的劉“口”人的《鄒衍傳》疑出于《高才不遇傳》，這樣把兩個“疑”字加起來當(dāng)真，豈不成了代數(shù)學(xué)上的兩個負數(shù)成正數(shù)了嗎？二是南北朝時《鄒衍別傳》之類的資料不絕于書，即使《書抄》中引的《鄒衍別傳》作者是劉晝也未必出自劉晝肺腑之言，因為劉晝之文采《晝傳》已記載甚明，且《廣弘明集·辨惑》篇所記劉晝的話也已證明其甚古拙。再，劉晝之學(xué)文已受到魏收、邢子才等人的嗤誚，而其“筆”的水平又“答策不第，言不著世要”，其“筆”的水平亦可想而知。
所以，由于余氏前已否認《劉子》劉晝著，其論頗中其要，后見劉克莊引張鷟語，于是改變初衷，為劉晝著找根據(jù)，并受楊明照氏之影響，所以其四證不僅不為學(xué)界所注意，反而落了個被陳志平先生斥其為古人改文章的嫌疑。[11]
對于促使余嘉錫轉(zhuǎn)變觀點的劉克莊引張鷟《朝野僉載》中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的話，臺灣學(xué)者王叔岷在《劉子集證·自序》中評論說：“案張鷟以《劉子》劉晝作，與袁孝政同。謂晝竊取劉勰之名，余氏深信不疑，岷則以為不然，《傳》既稱‘晝常自謂博物奇才，言好矜大每言：“使我數(shù)十卷書行于后世，不易齊景之千駟也！”’其自尊自信如此，豈肯竊用人名，以自取哉？《傳》謂其制六合賦，呈示魏收、邢子才。其欲取重于時流則有之。此猶劉勰之以《文心雕龍》取定于沈約也。（見《南史·劉勰傳》）然劉勰之書，大為沈約所重；劉晝之賦大為魏、邢所輕，晝既不能得真賞于當(dāng)時，惟有求知音于后世，若竊取劉勰之名以傳其書，則并身后之名亦不可得矣！晝之愚不致如此。”[12] 王叔岷之言揭開并指出了張鷟的破綻。因此，今持劉晝說的人多不以其所論為據(jù)。
學(xué)術(shù)界凡持劉晝說的人，所本的資料主要為上述諸條。
（五）既非劉勰，亦非劉晝，疑另一劉子之說。此說自從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的作者提出以后，清人耿文光呼應(yīng)此說。他說：“《劉子》雖無深意，而反復(fù)譬喻，文詞斐然，與《北史·劉晝傳》所云晝拙于文者不合，恐別是一人。” [13]1990年曹道衡先生在《中國社會科學(xué)院研究生院學(xué)報》第二期發(fā)表的《關(guān)于<劉子>的作者問題》一文中也提出“另一劉子之說”。曹道衡在研究了諸家意見之后，認為《劉子》作者為劉晝是不能成立的，而判為劉勰，有人還不服，是否可考慮另一劉子。1998年，曹道衡再次談到《劉子》一書時說：“有些書和作品還是保存在南方，在《隋書·經(jīng)籍志》沒有著錄，但在南朝確已存在的，如所謂《劉子》，《隋書·經(jīng)籍志》說已亡佚，而在《舊唐書·經(jīng)籍志》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中又出現(xiàn)了。此書前人都認為北齊劉晝作，其實從梁代著錄情況看，根本不可能出于劉晝之手，筆者在《關(guān)于〈劉子〉的作者問題》中已有考證。此書當(dāng)為南朝人作，當(dāng)出現(xiàn)于南方。”[14]
《武漢科技大學(xué)學(xué)報》（社會科學(xué)版）2008年第5期，發(fā)表了陳祥謙的《〈劉子〉作者新證》一文，在既非劉勰也非劉晝之外，找了“另一劉子”，即梁王朝時期的劉遵。陳祥謙先生認為其說發(fā)端于梁簡文帝蕭綱《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》（下簡稱《與孝儀令》），嚴可均《全梁文》的篇名為《與劉孝儀令悼劉遵》）和《與湘東王令悼王規(guī)》�！杜c孝儀令》中有：“而此子溘然，可嗟痛。”中“子”之謂劉遵；《與湘東王令悼王規(guī)》中有：“去歲冬中，已傷劉子，今茲寒孟，復(fù)悼王生，俱往之傷，信可虛說？”其中明確稱劉遵為“劉子”。陳祥謙在文章中說：“一般而言，被尊稱為‘子’者當(dāng)有與之相稱的子書，如楊子(即楊雄，作者注)；或者說，子書作者多被他稱或白擬為‘子’，如‘抱樸子’葛洪，這應(yīng)該是沒有疑義的。查考史籍，劉勰、劉晝等當(dāng)時均無 ‘子‘之稱謂，唯有追隨梁晉安王蕭綱長達二十余年的劉遵被尊為 ‘劉子’”。陳文其后為劉遵即《劉子》一書的作者，量身定做出五個證據(jù)。所論劉遵為人如何低調(diào)，輕名淡利，不求聞達。陳祥謙在該文中說：“換言之，劉遵撰著子書非為“立一家之言”，而是為了更好地輔佐蕭綱(《劉子》是一部典型的箴戒著作，或可說明這一點)；既為蕭綱而作，這也是他不曾署名的原因之一。因此，當(dāng)劉遵所著子書以蕭綱藏書名義被錄入《梁東宮四部目錄》時，大有可能被“孝友淳深，立身貞固，內(nèi)含玉潤，外表瀾清”的劉遵隱去了作者。阮氏《七錄》錄入該子書時，又當(dāng)因循劉遵之舊，故無署名；但阮氏一定知道《梁東宮四部目錄》出自劉遵之手。這就是為什么《七錄》被納入《隋書·經(jīng)籍志》編撰系統(tǒng)后，《經(jīng)籍志》唯有‘《梁東宮四部目錄》四卷，劉遵撰’的著錄，而無署名劉遵所撰子書的記載的真正原由。無論欲以‘樹德建言’而‘騰聲飛實’(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)名垂青史的劉勰，還是常說‘使我數(shù)十卷書行于后世’(《北史·儒林上·劉晝》)的劉晝，都以功利、聲名為先，不大可能會放棄對自己著述的署名。”
在這里有兩個問題應(yīng)當(dāng)注意：一是如果《劉子》一書的作者是劉遵，而陳文說劉遵是如何的不求名利，這就與《劉子·惜時》篇所表現(xiàn)出來的強烈的功名思想而又出于無奈的處境相矛盾�！秳⒆�·惜時》篇說：“生為無聞之人，歿成一棺之士，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！歲之秋也，涼風(fēng)鳴條，清露變?nèi)~，則寒蟬抱樹而長叫，吟烈悲酸，蕭瑟于落日之際，何也？哀其時命，迫于嚴霜而寄悲于菀柳。今日向西峰，道業(yè)未就，郁聲于窮岫之陰，無聞于休明之世。已矣夫！亦奚能一沾衿將來，染意于松煙者哉！”二是蕭綱在以上兩文中稱劉遵為劉子，應(yīng)該是一種禮儀上的尊稱而非指劉遵的學(xué)問達到了“子”的程度。“子”的通常用法，前哲馬融《論語·學(xué)而》注：“子者，男子之通稱。” 《公羊傳•宣公六年》：“子，大夫也。”何休注：“古者，士大夫通稱曰子。”臺灣著名學(xué)者王更生教授研究更細，他說：“子者，本為男子的通稱或美稱，后引申而為尊稱或自稱，如稱有爵位的官員，《公羊》宣公六年《傳》：‘子，大夫也。’《谷梁》宣公十年《傳》：‘其曰子，尊之也。’于各國卿大夫舉其謚者，皆曰某子，如韓宣子，季康子等。對有道德有學(xué)問的人也稱之曰某子，如孔子、老子。也有弟子單用‘子’字以尊師者，如《論語》中孔門弟子之于孔子。又有于姓氏之上再加‘子’者，如《公羊傳》中的子沈子、北宮子。同輩互稱者，如孔子稱蘧伯玉為公叔文子，以上皆屬尊稱之類。至于自稱者，如巷伯自稱孟子是也。至學(xué)者著述，也有以子署名的前例，如老子、莊子、墨子、孟子等。”[15]另外還有后世因子書眾多而目錄書中專設(shè)的“子部”，則又是另一名詞了。上文所引蕭綱的話，明顯的是一種尊稱。除此之外，筆者認為還有一個語言用辭上的對稱的作用，即“劉子”對“王生”。
但是，應(yīng)當(dāng)指出，陳祥謙的文章在南朝的梁王朝中找《劉子》的著作者，其大方向是對的，因為這符合《隋書·經(jīng)籍志》著錄的《劉子》“梁有，今亡”的記載。但是，如果以此定劉遵為《劉子》一書的作者，其證據(jù)不免有單薄之嫌，因為《劉子》.一書的理論性太強了，以往前賢多輕視了《劉子》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價值。例如《劉子·崇學(xué)》篇說：“至道無言，非立言無以明其理；大象無形，非立形無以測其奧。道象之妙，非言不傳；傳言之妙，非學(xué)不精。未有不因?qū)W而鑒道，不假學(xué)以光身者也。” 又如《劉子·審名》篇說：“言以繹理，理為言本；名以訂實，實為名源。有理無言，則理不可明；有實無名，則實不可辨。理由言明，而言非理也；實由名辨，而名非實也。今信言以棄理，實非得理者也；信名而略實，非得實者也。故明者，課言以尋理，不遺理而著言；執(zhí)名以責(zé)實，不棄實而存名。然則，言理兼通，而名實俱正。”這是對魏晉玄學(xué)中“言意之辨”帶有終結(jié)性的認識，劉遵缺少這方面的證據(jù)。
《劉子》作者誰屬之爭論，到20世紀80年代，林其錟、陳鳳金二人將古籍《劉子》一書整理出版，才認真梳理以往諸家研究成果，并寫成《劉子作者考辨》一文，附于其整理的《劉子集校》一書之后，認為“《劉子》劉勰著的題署應(yīng)該恢復(fù)”，再次引起學(xué)界重視。林、陳之《劉子作者考辨》所舉出的新證據(jù)有如下五條：
一、敦煌遺書中有《隨身寶》：“《流子》劉協(xié)注”，即《兩唐志》所記之：“《劉子》劉勰著”；二、唐釋慧琳《一切經(jīng)音義》中記有“劉勰著書四卷，名《劉子》”。三、《廣弘明集·辨惑》篇引《劉子》的話反駁劉晝的詆佛。四、把《劉子》和《文心雕龍》各列出20條段落，不僅證明兩書基本思想的一致性，還一證古人之《劉子》與《文心》“文體與此正類，其可征不疑”、“其分類鑄詞，尊仲尼卑百家，一似《文心雕龍》語”之正確性。五、《文心雕龍》五十篇是用《易》之大衍之?dāng)?shù)，《劉子》五十五篇用《易》之天地之?dāng)?shù)，用《易》之術(shù)數(shù)謀篇布局，這在同時期的學(xué)者中是僅有劉勰而已。等等。
林、陳之《劉子作者考辨》辨疑的地方有五點：
一、指出以往凡主張《劉子》劉晝作的人都把宋晁公武的《郡齋讀書志》所錄“《劉子》劉晝著”當(dāng)作鐵證，認為晁公武也主張《劉子》作者是劉晝。以往主劉晝說的人把陳振孫的《直齋書錄解題》所記《劉子》劉晝撰也當(dāng)成鐵證加以引用。林、陳指出晁公武的態(tài)度在文末謂：“或以為劉勰，或以為劉孝標，未知孰是。”陳振孫的態(tài)度是：“其書近出，傳記無稱，莫詳其始末，不知何以知其名晝字孔昭也。”以往凡主劉晝說的人引此證時，均腰斬了晁、陳的原文，屬斷章取義。事實上晁、陳說的《劉子》劉晝著，只是照錄了所見《劉子》的題錄。二、指出《隋書·經(jīng)籍志》只著《劉子》書名，未記作者之名，是因為當(dāng)時國家圖書館只有書目，已無其書，其書當(dāng)在司農(nóng)少卿宋遵貴載運途中經(jīng)底柱時已被漂沒十之八九，故有目無書者，《經(jīng)籍志》不記作者，只記“亡”。《舊唐書》明確記有《劉子》劉勰著，是因為“開元七年（719年）詔公卿士庶之家，所有異書官借繕寫”之后，內(nèi)庫圖書大增，并以之修成《群書四部錄》四百卷的書目，后又略為四十卷，名為《古今書錄》，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�！秳⒆印樊�(dāng)是此次公卿獻書后重又出現(xiàn)的，故而后人編《舊唐書》時因有了實物才明記作者的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所記《劉子》十卷，劉勰著，是照錄《舊唐書》，或按內(nèi)庫圖書實有已不可知了。三、林、陳指出《宋史·藝文志》所記“《劉子》三卷，題劉晝撰”的“題”字，是標示懷疑之意，是照錄所見《劉子》作者的署名，又表示對《劉子》作者署名劉晝有懷疑。四、林陳指出《四庫提要》列舉的《劉子·辨樂》篇“殷辛作靡靡之樂，始為北音”與《文心雕龍·樂府》篇“有娀謠乎飛燕，始為北聲”不合，而斷定“必不出于一人”，是沒有說服力的。因為兩書討論的問題不同�！段男牡颀垺肥顷P(guān)于東、西、南、北音的起源，指的是樂的起源；而《劉子》指的是“ 淫聲”的起源。《文心雕龍》取的是《呂氏春秋·音初》的材料，而《劉子》則采之于《淮南子·原道訓(xùn)》。五、《四庫總目提要》的作者并未斷出作者是誰，而是認為“劉晝之名，則介在疑似之間，難以確斷。故仍晁氏、陳氏二家之目，題晝之名，而附著其牴牾如右。”是“故仍”晁、陳二氏之舊署而已，并不是像有的論者所說的《四庫提要》的作者已斷出了作者是劉晝。
林、陳的這五條辨疑是擊中了劉晝說要害的，從此凡主劉晝說者多已不再提及上述五條。
林、陳之文發(fā)表以后，楊明照又發(fā)表了《再論劉子的作者》，對林、陳提出的證據(jù)進行辯解：一、林、陳提出的唐釋慧琳《一切經(jīng)音義》中關(guān)于“劉勰條《音義》，未必可信。”理由有二，（一）《高僧傳》八劉勰條說劉勰與劉蟉等皇枝貴族也。同書《弘明集》八劉勰條《音義》云：“劉勰，人姓名也。晉桓玄記室參軍。”“同一劉勰也，《音義》相隔五卷，忽而劉勰劉宋皇枝貴族。劉蟉是南陽涅陽人，劉勰東莞莒人，他們的時代、籍貫都不相同，亦非皇枝貴族。”（二）同一劉勰，忽而又成了桓玄記室參軍，不可輕信。（三）“《劉子》一書，史載唯見有十卷、五卷、三卷，有誰見過四卷本來？”二，《隨身寶》；“《流子》劉協(xié)注”不宜估計過高。三、《劉子》的語言特色和習(xí)慣用語與《文心雕龍》不同。四、《劉子》不會是劉勰文集的一部分。
楊氏雖在文章中分了十部分，但主要硬件是以上四條。
林、陳之文發(fā)表后，程天祜在《吉林大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學(xué)報》1986年第6期發(fā)表了《劉子作者辨》。認為：一、袁孝政的序當(dāng)是有根據(jù)的。雖然袁氏學(xué)識有限，輔之張鷟之言，就有了可靠性。二、《劉子》和《文心》的論“道”：《劉子》之“道”為道家之“道”；《文心》之“道”為儒家之“道”。一儒一道，傾向分明，難道都用一個“道”字就出于一人之手嗎？三、沒有資料證明《隋志》記載之《劉子》就是今本之《劉子》。
同年林、陳又在《中華文史論叢》第四輯發(fā)表了《再論<劉子>作者問題》。針對程氏所提《隋志》所錄之《劉子》非今本之《劉子》作出論證：一、今本之《劉子》與隋虞世南《北堂書抄》所錄《劉子》內(nèi)容相同；與唐太宗為太子李治寫的《帝范》引《均任》篇、《賞罰》篇、《貴農(nóng)》篇、《崇學(xué)》篇文同。和武則天《臣規(guī)》引錄《清神》篇、《愛民》篇文同；與道宣《廣弘明集·九箴篇》和釋湛然《輔行記》引《劉子》《韜光》、《崇學(xué)》篇同，以證今之《劉子》即《隋志》所錄之《劉子》。并以李世民之《帝范》和武則天《臣規(guī)》、《廣弘明集》、《輔行記》和敦煌遺書之諸多抄本及當(dāng)時的小類書和《雜抄》中的著錄征引為據(jù)，證明《劉子》在唐代為暢銷書，并以羅振玉語曰：“此卷（劉子殘卷）寫于盛唐，且遠及邊裔，其為六朝舊著可知”作證；二、《廣弘明集》和《輔行記》都是僧人的書，他們引《劉子》中的話去反劉晝的觀點，這一點就可證《劉子》非劉晝作品；三、《劉子》與《文心雕龍》思想無根本沖突。
林、陳的觀點主要是針對程天祜的觀點。林、陳撰寫《再論劉子作者問題》時，楊明照的《再論劉子的作者》尚未刊布。對于林陳的文章，程氏當(dāng)時未有再次提出質(zhì)疑。
1990年程天祜在《吉林大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學(xué)報》第6期又發(fā)表了《<劉子>作者新證——從<惜時>篇看<劉子>的作者》一文。提出三點：
第一，認為《劉子·惜時》篇中的“歲之秋也，涼風(fēng)鳴條，清露變?nèi)~，則寒蟬抱樹而長叫……已矣夫，亦奚能不沾襟于將來，染意于松煙者哉！”是作者的自況。表明此時作者已經(jīng)暮年，這是《劉子》寫于作者晚年的確證。這是其一。其二，這段話說明作者“道業(yè)未就”，抱恨終生。其三，《劉子》作者晚年生活在偏遠山區(qū)而不是在平原或大小城市。
第二，認為《劉子》的作者不是劉勰。認為經(jīng)過時間的淘洗和篩選，已經(jīng)集中在了劉勰和劉晝兩個人的身上。從《惜時》篇考察，《劉子》作者與劉勰身世、遭遇、生活環(huán)境等諸多不合：一、《梁書·劉勰傳》對《文心》作了詳細的記載：“如果劉勰還有一部《劉子》這樣的書，是不應(yīng)該只字不提的。”二、《劉子》晚年生活在偏遠山區(qū)，而劉勰自幼生活在城市，“悲嘆‘郁聲于窮岫之陰’的《劉子》作者，不是劉勰。”三、《劉子》作者反復(fù)申訴其才不為人知，無人為之舉薦，這同劉勰經(jīng)歷不合。四、《劉子》“歸心道教”，而劉勰一生與儒佛關(guān)系密切。五、劉勰一生是很有成就的，而《劉子》作者感嘆一生“道業(yè)未就”。劉勰“在道、業(yè)、文三個方面都有自己的建樹”，不應(yīng)有“道業(yè)未就”的懊喪。
第三，《劉子》作者是劉晝。理由：一、《北史》和《北齊書》的《劉晝傳》雖未錄《劉子》，但劉晝有幾句恨話說：“使我數(shù)十卷書行世，不易齊景之千駟也。”這最大的可能是其書《劉子》至劉晝辭世也沒有全部完工，殺青行世，不為史家所確知。二、劉晝“天統(tǒng)中，卒于家，年五十二”。天統(tǒng)是高齊后主高緯年號，自565至569年前后五個年頭�！吨袊膶W(xué)大辭典》定劉晝卒年為567年，“從563到劉晝病卒還有三年多的時間，本傳沒有記錄他的行事，如果我們推定在這幾年他整理了多年寫作的《劉子》草稿，并陸續(xù)寫作了若干篇，那么《惜時》篇所寫的和劉晝此時的情況就很吻合。”三、劉晝于齊天統(tǒng)中卒于家。其家阜城為一小縣城，正如《惜時》篇中的“郁聲于窮岫之陰”相合。四、《劉子》作者反復(fù)慨嘆懷才不遇，終生未得一職。劉勰一生雖然未獲高官顯位，但總是“皇恩浩蕩”的受益者。五、劉晝著作雖已不存，但從其《帝道》、《金箱璧言》、《高才不遇傳》的名目看，與《劉子》是聲息相通的。
主張《劉子》作者為劉晝的尚有傅亞庶的《劉子作者辨正》和《劉子的思想及史料價值》兩文。傅文可能為了向《北史》和《北齊書》的《劉晝傳》記錄的儒生劉晝靠攏，而否認《劉子》思想中的道家成分。傅文說：“細讀《劉子》全文，蓋其旨非主道家或儒道互補。《劉子》全帙反復(fù)論述的是入世治國的內(nèi)容，這無疑是儒家的思想。因此筆者認為《劉子》主旨仍屬儒家言。”[16]但是，傅亞庶先生二十余年后又說：《劉子》思想主旨“表現(xiàn)的是一種儒、道互補的思想傾向。”[17]修正了原來的主張。二十年前，傅亞庶先生在《劉子作者辨證》一文的末尾說：“《劉子》作者不是劉勰。在當(dāng)前的情況下，屬《劉子》為劉晝所撰，是比較穩(wěn)妥的。” [18]二十年后，傅先生在為其女弟子林琳《劉子譯注》寫的《序言》態(tài)度就平和得多。他說：“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作者問題，我們目前還是應(yīng)該尊重歷史，輕易下結(jié)論，可能不合適。”這個昔日認為“比較穩(wěn)妥”的事情，今天就認為“可能不合適”，這是一個值得尊重的態(tài)度，因為他終于回到了“應(yīng)該尊重歷史”的治學(xué)原則上。
與程天祜和楊明照觀點相反的是杜黎均在《文心雕龍學(xué)刊》第五輯發(fā)表的《<文心雕龍>與<劉子>比較論》。杜氏認為：林、陳之《劉子作者考辨》“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，豐富而且有雄辨的論據(jù)，縱橫融合、層層深入的思維方法，得出了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作者的結(jié)論：‘我們認為：劉晝說應(yīng)予否定，《劉子》劉勰撰的題署應(yīng)該恢復(fù)。’這個結(jié)論是令人信服的。我表示同意。”并從“論知言”、“論積學(xué)”、“論物和情”、“論文和質(zhì)”、“論正和邪”、“論美貴在自然”、“論人才”、“論人生理想”八個方面進行比較研究，認為兩書是出于劉勰之手。“《劉子》，從其文史政治知識的淵博，社會生活經(jīng)驗的豐富，政治觀察能力的敏銳，理論思維方法的純熟來看，可以認定是劉勰中老年時期的作品。”
2000年程有為在《許昌師專學(xué)報》第四期發(fā)表的《劉子的人才思想初探》一文，認為“《劉子》作者歷來眾說紛紜，……今人林其錟、陳鳳金兩同志集�！秳⒆印罚秳⒆幼髡呖急妗芬晃母接跁�，以為《劉子》為劉勰所著，較為可信。”
曹道衡針對楊明照和程天祜與林、陳二人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作者的爭論，于1990年在《中國社會科學(xué)院研究生院學(xué)報》第2期發(fā)表了《關(guān)于<劉子>作者問題》一文，對以往論爭作了簡述和評論。認為：一、“像晁公武和陳振孫兩家，其實都是存疑派，而并非劉晝說的主張者。關(guān)于這一點，過去有些研究者曾有所忽視。近幾年，林其錟、陳鳳金二先生的《劉子作者考辨》是很有見地的。他們發(fā)現(xiàn)了晁公武、陳振孫和《宋史·藝文志》均對于劉晝說持存疑態(tài)度。因此轉(zhuǎn)而采用兩《唐書》的說法，以《劉子》為劉勰作，并且進而論證了《劉子》思想與《文心雕龍》的一致性。”這是其一。其二，從劉晝的生卒年看，“那么梁代書目中著錄的這部《劉子》，還可能是劉晝嗎？”“《隋書·經(jīng)籍志》提到梁代書目中曾有《劉子》，這對劉晝說實在頗為不利。”其三，袁序與史書中的《劉晝傳》不符，“如果相信《北史》和《北齊書》就很難相信《袁序》的話。如果不信《袁序》，那么劉晝到過江南以及梁代書目著錄過他的著作，都很少可能了”。四、“如果兩說（劉勰說和劉晝說）都有疑問，是否考慮第三種可能性，即既非劉勰，亦非劉晝，而是由另一位姓劉的學(xué)者所作。”“從目前存在的爭論看來，雙方似乎有非此即彼的成見，似乎動搖了劉晝說”，“不論在林其錟、陳鳳金二先生的《〈劉子〉作者考辨》抑或楊明照先生的《再論〈劉子〉的作者》中，似乎都沒有考慮第三種可能性。對于林陳的《<劉子>作者考辨》盡管有楊明照先生所批評的一些問題，但是其基本精神還是值得考慮的。”
針對楊明照和程天祜的劉晝說，朱文民在中國《文心雕龍》學(xué)會第八屆年會上以《把<劉子>的著作權(quán)還給劉勰》[19]一文提交大會，對楊、程之說進行系統(tǒng)的辨駁。朱文民認為：一、《梁書》和《南史》的《劉勰傳》不載《劉子》不是否定《劉子》劉勰撰的理由。并列舉二十四史中的許多傳主并不全載其著作為例�！秳③膫鳌分蕴峒啊段男摹罚选段男�·序志》錄于其中，是《序志》反映了劉勰的生平和志向，把《序志》作為《劉勰傳》的一部分是畫龍點睛之筆。是因為劉勰以《文心》敲開了吏部大門，是劉勰人生之路的大關(guān)節(jié)。二、楊、程二人在考證《劉子》作者之爭時使用了雙重標準，沒有多大的參考價值。三、劉晝是一位保守、迂腐的儒生，其言行與《劉子》一書不稱�！秳⒆印分械摹锻懈健贰兑蝻@》《貴速》等理論，正是劉勰依附僧祐和上表等從政實踐經(jīng)驗的總結(jié)。此種思想和理論非劉晝所歷練。再說，《北史·劉晝傳》記載劉晝崇尚公孫弘，而《劉子·薦賢》篇說“公孫弘不引董生，汲黯將為妬賢”，認為公孫弘是忌賢妒能的人。又，《北史·劉晝傳》記載“晝自謂博物奇才，言好矜大，每言‘使我數(shù)十卷書行世，不易齊景之千駟也。’容止舒緩，舉動不倫，由是竟無仕，卒于家。”這與《劉子》的《韜光》、《戒盈》、《明謙》諸篇思想不合。四、《劉子·惜時》篇透出的信息，正合劉勰而不是劉晝。劉晝一生不被啟用，對當(dāng)朝憤恨不已，不可能對當(dāng)朝有“休明之世”的贊語。五、程天祜考出劉晝撰寫《劉子》的成書時間為563年至567年，而此時梁代書目的撰錄者已亡故了三十余年，梁王朝也已滅亡了十年，怎么會載入梁人書目，成為《隋志》的“梁有《劉子》十卷，亡”的記載呢？六、《一切經(jīng)音義》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作者劉勰的史料價值不應(yīng)當(dāng)輕視。因為它不是孤證，還有《隨身寶》記載的：“《流子》劉協(xié)注”和《廣弘明集·辨惑》篇引《劉子》語反駁劉晝詆佛言論等直證。至于“《流子》劉協(xié)注”的同音假借字，是唐代存在著標音字和標義字兩種文字系統(tǒng)的緣故，如果以此否認《隨身寶》的價值，則敦煌遺書將被否定大部分。如果把《一切經(jīng)音義》和《隨身寶》中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的記載再聯(lián)系兩《唐志》中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的記載，就會覺得它的史料價值是可靠的。如果就是死不承認《劉子》劉勰著，那只能說是思想問題，而不是史料問題了。正如《文心雕龍·史傳》篇所云：“俗皆愛奇，莫顧實理”了。七、《劉子》與《文心雕龍》的思想傾向是一致的。《文心》“以道為本，以儒為用。”《劉子》一書也并非歸心道教，而是認為“道者玄化為本，儒者德教為宗，九流之中二化為最”，也是儒道同尊。至于有人說《文心》的主要傾向是儒家，朱文認為那是對《文心》的誤讀，而非《文心》實情。八、對歷代記載《劉子》的文獻分類列表，指出哪是劉晝說，哪是劉勰說，哪是存疑派，以澄清人們以往把存疑派誤讀為劉晝說的事實。九、關(guān)于圖書四部分類問題。梁元帝《金樓子·著書》篇仍以甲乙丙丁分類，列舉學(xué)者們對于“經(jīng)、史、子、集”分期的看法以澄清經(jīng)史子集之分類始于唐，以證明《劉子》有可能是劉勰文集的一部分。十、針對楊明照提出的《劉子》的語言特色問題，朱文民說：“對《劉子》文采的評價，楊先生始終也沒有準的。早年見晁公武說《劉子》‘辭頗俗薄’，楊先生亦說：‘今以《劉子》全書驗之，其緝綴辭藻與言甚古拙，皆極為顯著。’2001年的文章《增訂<劉子>前言》又說：‘前賢稱其‘辭采秀倩’，‘豐腴秀整’，‘腴秀逸俊’，‘遒練雋逸’，并非過譽。（這說明楊明照又否定了先前‘言甚古拙’的評價。）對《劉子》一書的辭色而明代的蔣以化和曹學(xué)佺的評論與楊明照最初的評論完全相反。蔣以化認為‘分類鑄辭，尊仲尼卑百家，一似《文心雕龍》語’。曹學(xué)佺認為其‘文辭燦然可觀，晁公武以淺俗譏之，亦不好文之一證矣。”楊明照大概后來看到了曹學(xué)佺譏笑晁公武認為《劉子》“‘辭頗俗薄’是不好文之一證”才改口的。
對于劉克莊引錄的張鷟《朝野僉載》中的話，朱文民認為《朝野僉載》是唐人小說。小說中的故事都是作者根據(jù)或許有的現(xiàn)象杜撰的，其資料來自于“街談巷議，傳聞異辭”，作為一種現(xiàn)象看待尚可，如果認真去對號入座、并作為信史引錄是不嚴肅的。這是其一；其二，今傳世之本《朝野僉載》中并未有劉克莊所引的話。近年中華書局出版的《朝野僉載》附錄中的此條是他們根據(jù)劉克莊的記載輯錄的，已非原始資料，其可靠性是大打折扣的。再說，《隨身寶》的作者是唐代宰相張九齡，張九齡的人品和文品比張鷟嚴肅的多。張鷟為人張狂，言語多虛。[20]
朱文民在上文中，還針對楊明照提出《劉子》的語言特色和習(xí)慣用語問題說：“我將《文心雕龍》、《劉子》、《滅惑論》、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銘》等劉勰著作，全部輸入電腦進行檢索，《劉子》中‘若夫’一見，‘至於’八見，‘蓋’（句首）五見，‘耳’（句末）一見。相別只在于使用頻率少一點，而不是像楊先生說的‘《劉子》全書中也未使用過。’楊先生所指出《文心雕龍》使用過八次的‘原夫’一詞，《滅惑論》和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銘》也未用過。‘觀夫’一詞，《滅惑論》不用，《石像碑銘》僅用一次，‘至於’一詞以上兩文皆不用。‘若乃’《文心》十三見，《劉子》不見，《滅惑論》三見，《石像碑》不見。‘夫’（句首）字《文心》五十二見，《劉子》二十三見，《滅惑論》四見，《石像碑》一見。‘若夫’一詞《文心》二十七見，《劉子》一見，《滅惑論》和《石像碑》不見�？梢姉蠲髡盏慕y(tǒng)計是不準確。其結(jié)論也就顯得牽強和武斷。”朱文民認為：“《劉子》一書的寫作目的是為當(dāng)權(quán)者提供治國方案的，把以往的歷史經(jīng)驗教訓(xùn)列舉以后引出如何才是當(dāng)前的良策，故而多用‘由此觀之’、‘以此而言’、‘以此言之’、‘由此言之’和‘由此而言’之類的用語，是引出新見解的需要。也正是為此，此書又名《新論》。此類用語《滅惑論》和《石像碑》多不用，如果以此作為否定《劉子》劉勰撰的依據(jù)，則《滅惑論》和《石像碑銘》也就不是劉勰著作了。”正如《劉子·正賞》篇所言：“昔二人評玉，一人曰好，一人曰丑，久不能辨�？驮唬�‘爾來入吾目中，則好丑分矣！’”如果僅以《文心》和《劉子》比較習(xí)慣用語，則可比性小，而引入同是劉勰而沒有爭議的其他著作，則分曉可見矣！朱氏正受此啟發(fā)，故將劉勰現(xiàn)有著作全部輸入電腦以見真?zhèn)�。朱文引黃侃的觀點，證明同一人的不同著作，未必一個模式。
朱文民從十個方面理出《劉子》作者劉勰由是而疑，由疑而否的演變過程，建議把《劉子》的著作權(quán)應(yīng)當(dāng)還給劉勰。
朱文發(fā)表后，劉晝說的支持者周紹恒先生又提出了一條新證據(jù)：《劉子》中不避梁諱，有“順”字和“衍”字，以此否認《劉子》劉勰作[21]，堅持劉晝說。朱文民再次撰文指出用避諱法否定《劉子》劉勰作，堅持《劉子》劉晝作是行不通的。因為《劉子》也不避北朝帝諱，“歡”字兩見，“隱”字十九見，“殷”八見，“緯”字三見。而北朝比南朝更保守，更講究避諱。例如高齊以后的“趙州”原為“殷州”，高齊時為避帝諱而改“趙州”。又如《北齊書·趙彥深傳》說趙彥深：“本名隱，避齊廟諱，故以字行。”這是因高歡六世祖名“隱“之故。這就更堵死了劉晝可能性的思路。相反，《劉子》中的《思順》篇，有的版本就是《思慎》，這可能是《劉子》的原始版錄。至于現(xiàn)行本中不避梁諱，是否也像《昭明文選》中有些文章不避梁諱一樣，如屈守元所說“大都后人復(fù)其舊也”，已不可知了�？傊员苤M學(xué)判定《劉子》作者是行不通的。[22]
2008年，陳應(yīng)鸞先生又發(fā)表了《劉子作者補考》[23]，堅持《劉子》作者為劉晝，其主要理由有二：第一，《劉子》用典與北朝同。第二，《劉子》中存在著知識性錯誤，與史傳所載劉晝的心性特征十分吻合。關(guān)于第一點，主張劉晝說的傅亞庶先生與陳應(yīng)鸞先生的看法就不同；關(guān)于第二點也有些牽強，陳氏特別指出《劉子》稱段干木為干木，把復(fù)姓段干誤為單姓段；稱朱泙漫為朱泙等，是犯了常識性的錯誤。對于這個問題，我看還有一個歷史的原因和習(xí)慣用法問題，對于段干得姓，盡管《史記》有交代，但后人多稱之為“干木”，如：漢人王充《論衡·非儒篇》中，就有時稱段干木，有時稱干木。今引錄如下：“段干木闔門不出，魏文敬之，表式其閭，秦軍聞之，卒不攻魏。使魏無干木，秦兵入境，境土危亡。”晉人皇甫謐《高士傳》云：“木，晉人也，守道不仕。魏文侯欲見，造其門，干木逾墻避之。”唐人吳筠又有一首詩《高士詠》說到段干木有：“干木布衣者，守道杜衡門。”陳氏說“《劉子》之錯誤蓋本應(yīng)劭而來。《風(fēng)俗通義·十反》‘干木息偃以蕃魏’”我看未必然。陳氏認為這些知識性的錯誤，只有劉晝才有可能，劉勰《文心雕龍》中就沒有[24]。其實《文心雕龍》中也有知識錯誤。例如《文心雕龍·情采篇》“莊周云：‘辯雕萬物’，謂藻飾也。” 王叔岷認為此處的“雕字是周字的假借字”，劉勰“誤用莊子的話，由于忽略了訓(xùn)詁的問題”[25]。陳應(yīng)鸞先生的其他舉例我亦覺過于牽強，受文字限制，恕不一一敘辨。
四、后論
通過對歷史文獻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及其作者的著錄和諸家研究結(jié)果的梳理，我們覺得宋人的著錄，最值得研究。宋代的官方目錄書《崇文總目》雖然只著錄《劉子》而未記作者，當(dāng)因原本有序釋的緣故�！端膸烊珪嵋吩凇冻缥目偰俊窏l說：“原本每條下具有論說，逮南宋時，鄭樵作《通志》始，謂其文繁無用，紹興中，遂從而去其序釋故。”這說明《崇文總目》原本之每條下都是有序釋的，甚至對作者有介紹，是鄭樵時才刪去的。鄭樵當(dāng)是親見《崇文總目》著錄《劉子》作者的，才在《通志》中著錄其書作者為劉勰。《崇文總目》是歐陽修參與編著的，《新唐書》又是歐陽修主撰的，這就使我們很容易把兩《唐志》、《通志》、《崇文總目》等書聯(lián)系起來看，《劉子》作者為劉勰是有根據(jù)的。
盡管今宋刻本《劉子》的袁注中有一處，以“代”可理解為“世”字，似避唐諱的證據(jù)，我仍然懷疑《劉子》袁注為唐人著作的真實性。理由有五：一、該書作者唐錄事參軍袁孝政事跡不可考；二、《劉子》袁注如果是唐人作品，為什么兩《唐志》、《崇文總目》和鄭樵《通志》均不著錄？三、南宋對《劉子》的著錄或曰“其書近出”，或曰“今袁孝政《序》”云云，這說明《劉子》袁注很可能是南宋時才出現(xiàn)的，其時間是在歐陽修、王堯臣、鄭樵之后。四、今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《劉子》的袁孝政注中有一處把“世”字以“代”字替代，焉知不是作偽者的手腳呢？五、張鷟《朝野僉載》乃小說，不可信。胡應(yīng)麟《少室山房》卷二十九說：“小說，唐人以前，紀述多虛”，“其言淫詭而失實”。王叔岷在《劉子集證·自序》中，就認為張鷟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的話與劉晝性格不符，因而不可信。如果《劉子》袁注是南宋人的偽作，也就不存在袁孝政《序》中的劉晝問題了。
總結(jié)以上諸家關(guān)于《劉子》劉晝作的證據(jù)，《四庫提要》和王叔岷皆認為劉勰崇佛，《劉子》崇道，非劉勰所作“則為有力之證據(jù)。”楊明照的硬件也是《劉子》歸心道家，《文心雕龍》尊儒，兩書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。其實，現(xiàn)代“龍學(xué)”研究的成果已經(jīng)證明楊明照先生對《文心雕龍》的看法和《四庫提要》及王叔岷的看法都有太大的局限性，這種局限性說明他們都忽略了南朝的學(xué)術(shù)思潮和時代背景對劉勰的影響[26]。至于王叔岷先生說的劉晝自謂“‘博物奇才’，《劉子》中之陳言故實，異聞奇說，援引萬端，非博物奇才，決不能作” [27]一事，更讓人覺得牽強，因為劉勰難道就不是博物奇才嗎！
促使余嘉錫改變觀點的劉克莊引錄的張鷟的那段話，我認為王叔岷先生的反駁最為有力。這樣劉晝之說的有力證據(jù)，經(jīng)他們相互否定和辨析，也就顯得很沒有說服力了。對于劉勰信佛問題，我一向認為應(yīng)當(dāng)結(jié)合當(dāng)時的政治環(huán)境來考慮。一是皇帝信佛，劉勰作為臣子，也必然響應(yīng)，這是政治需要。政治能夠扭曲一個人的靈魂，這是事實。二是劉勰早期依沙門僧祐，是文化打工，其后兩次入定林寺校經(jīng)是奉皇命，這充其量算是一位佛教典籍整理者，很難說是一個虔誠的信仰者，這可以用劉勰的佛學(xué)思想沒有新意來證明[28]。至于劉勰晚年出家，那是強烈的政治欲望與眼前處境和自身客觀條件的矛盾產(chǎn)生的結(jié)果。
就目前情況說，堅持《劉子》劉晝作的學(xué)者所提出的論據(jù)，還難以否定兩《唐志》對《劉子》劉勰作的記載，以證明《劉子》的作者是劉晝或者是其他人。就目前情況看，隨著研究的深入和發(fā)展，《劉子》與劉勰的關(guān)系，更顯示出一種摔不開、割不斷的關(guān)系，總是讓研究者覺得劉勰的精魂或游蕩于腦際，或隱藏在文內(nèi)。例如，祁志祥在《廣州大學(xué)學(xué)報》2005年第4期發(fā)表的《試論劉晝的美學(xué)思想》一文，全文以《劉子》為資料，說《劉子》“其玄學(xué)美學(xué)的特點，主要通過捏合儒、道體現(xiàn)出來，帶有一定的總結(jié)性�！秳⒆印访缹W(xué)最突出的貢獻不僅在此，而在《正賞》、《殊好》等篇中對美的主客體差異，或者說審美的客體性和創(chuàng)造性的精湛剖析，它是對梁劉勰文藝美學(xué)理論的重大發(fā)展。”再如蔡欣在《嘉興學(xué)院學(xué)報》2007年第1期發(fā)表的《〈劉子〉文藝范疇辨析》一文，也多次指出“在文學(xué)觀念上，劉晝與劉勰有暗合之處”。[29]
作者簡介朱文民（1948——）山東莒縣劉勰文心雕龍研究所所長、研究員。已出版主要著作有《劉勰傳》、《山東省志·諸子名家志·劉勰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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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①]《四庫全書提要·學(xué)林》：“其事跡不見于《宋史》，《湖廣通志》亦未之載。惟賈昌朝《群經(jīng)音辨》載有觀國所作后序一篇，結(jié)銜稱左承務(wù)郎，知汀州寧化縣，主管勸農(nóng)公事，兼兵馬監(jiān)押，末題紹興壬戌（1142）秋九月中澣，則南渡以后人也。”
[②] 轉(zhuǎn)引自陳志平《劉子在唐宋時期的傳播和影響》，待刊稿。
[③] 清《四庫全書》中的《劉子》底本是內(nèi)府藏本，原書作者名為劉勰。今署作者劉晝，是四庫館臣誤讀了陳振孫和晁公武的書之后，才“姑仍晁氏、陳氏二家之目，題晝之名”的。原內(nèi)府藏本今已不知其下落。只見乾隆皇帝曾為專門收藏四庫全書而建的文津閣寫有《文津閣記》，云：“蓋淵即源也，有源必有流，支派于是乎分焉。欲從支派尋流，以溯其源，必先在乎知其津，弗知津，則躡迷途而失正路，斷港之譏，有弗免矣。故析木之次麗乎天，龍門之名標乎地，是知津為要也。而劉勰所云：‘道象之妙，非言不津，津言之妙，非學(xué)不傳者。’實亦先得我心之所同。”[③]乾隆所引劉勰所云“道象之妙，非言不津，津言之妙，非學(xué)不傳”，出自《劉子·崇學(xué)五》。可見乾隆讀到的《劉子》題作劉勰撰。乾隆帝所讀的《劉子》當(dāng)為內(nèi)府藏本。轉(zhuǎn)引自陳志平《劉子研究》第324頁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
[④] 《二十五史補編》第5513頁，中華書局1998年
[⑤] 《梁書·武帝紀下》載：普通二年“夏四月乙卯，改作南北郊。丙辰，詔曰：‘夫欽若昊天，歷象無違，躬執(zhí)耒耜，盡力致敬，上協(xié)星鳥，俯訓(xùn)民時，平秩東作，義不在南。前代因襲，有乖禮制，可于震方，簡求沃野，具茲千畝，庶允舊章。’”《隋書·禮儀二》載：“古典有天子?xùn)|耕儀。江左未暇，至宋始有其典。梁初藉田，依宋、齊，以正月用時，不齋不祭。……普通二年，又移藉田于建康北岸，筑兆域大小，列種梨柏，便殿及齋官省，如南北郊。別有望耕臺，在壇東。帝親耕畢，登此臺，以觀公卿之推伐。”由此知梁皇帝親耕于東郊。再者，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十九，載有梁元帝《祭東耕文》和《慶東耕啟》。這些文獻雖然沒有明說后妃蠶于西郊，根據(jù)古禮對稱的常識，皇后是必蠶于西郊�！秳⒆印分械�“后妃躬桑于北郊”的“北字，當(dāng)是傳抄者妄改。”
[⑥] 陳志平《劉子研究》第52——57頁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8月。
[⑦] 唐劉知幾《史通·核才》說：“孝標持論談理，成為絕倫。而《自敘》一篇，過為煩碎，……其銳情自敘，欲以垂示將來，而言皆淺俗，理無要害。”可見孝標的水平名與實之間是有較大的差距的。
[⑧]胡應(yīng)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第407頁，中華書局1964年。
[⑨]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辨證》第709——711頁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。
[⑩]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辨證》第714頁。
[11]陳志平《<劉子>作者和創(chuàng)作時間新考》，載《古籍整理研究學(xué)刊》2007年第4期。陳志平的論文為作者《劉子研究》一書的第二章，故此一觀點又見該書第49頁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8月。
[12]王叔岷《劉子集證·自序》，臺灣史語所�？氖�，1961年。
[13] 耿文光《萬卷精華樓藏書記》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2519頁。
[14]曹道衡《南朝文學(xué)與北朝文學(xué)研究》第146頁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。
[15]王更生《重修增訂文心雕龍研究》，第268頁，臺灣文史哲出版社，1984年。前輩學(xué)者羅焌先生的研究結(jié)果與王更生先生相同。詳見羅焌《諸子學(xué)術(shù)》第一章《諸子釋名》，華東師范大學(xué)出版社，2008年8月。
[16][16]傅亞庶《劉子的思想及史料價值》，載《古籍整理研究學(xué)刊》1989年第6期。
[17] 見傅亞庶為林琳《劉子譯注》寫的《序言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。
[18] 傅亞庶《劉子校釋》第628頁，中華書局1998年9月。
[19]朱文民《把劉子的著作權(quán)還給劉勰》，刊于山東師范大學(xué)《齊魯文化研究》第五輯。又載作者《劉勰傳·附錄》中。
[20] 洪邁在《容齋隨筆》卷十二說“《僉載》紀事，皆瑣尾擿裂，且多喋語……無一篇可讀，一聯(lián)可味。”
[21]周紹恒《劉子作者問題辨》，載中國文心雕龍學(xué)會編《文心雕龍研究》第八輯，河北大學(xué)出版社，2009年8月。陳志平先生也被避諱法所迷惑，詳見其大著《劉子研究》第47——48頁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。
[22] 詳見朱文民《再論〈劉子〉的著作者為劉勰》，載《魯東大學(xué)學(xué)報》2009年第1期。
[23] 陳應(yīng)鸞《劉子作者補考》，分別見《文學(xué)遺產(chǎn)》2008年第3期，楊明照、陳應(yīng)鸞《增訂劉子校注》第58——68頁。
[24] 近期讀到主張《劉子》作者為劉晝的周紹恒先生在《文學(xué)遺產(chǎn)》2010年第3期撰寫《關(guān)于〈劉子作者補考〉的一點商榷》一文中，對陳應(yīng)鸞的觀點提出辯駁，認為《劉子》作者稱段干木為“干木”、“朱泙漫”為“朱泙”是符合古人省略原則的，并不是犯了常識性錯誤。
[25] 詳見王叔岷《慕廬論學(xué)集》（一）第74頁，中華書局2007年10月。
[26] 詳見朱文民《南朝的學(xué)術(shù)思潮和劉勰思想的時代特征》，載中國文心雕龍學(xué)會編《文心雕龍研究》第八輯，及《把劉子的著作權(quán)還給劉勰》一文。
[27] 王叔岷《劉子集證·自序》。
[28] 詳見朱文民《劉勰的佛教思想》，朱文民《濟南教育學(xué)院學(xué)報》2002年第6期。
[29]在《劉子》作者問題上，祁志祥和蔡欣承襲了楊明照的觀點。但在論述《劉子》思想時，怎么也擺脫不掉劉勰的陰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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